人和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来住了这排房子的第四间，也和我们做了邻居。男的约有四十岁，瘦瘠苍老，狭长脸，和尚头。这里环境幽静，远处有一带山峰，入夜，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有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我遥望这些灯火，每每引起缥缈的想象。

    ①杨氏夫妇杨氏，指杨贤江，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思想家。高氏兄弟，指高尔松、高尔柏。

    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quot;：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quot;人形quot;，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quot;人形quot;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起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极深。那是出门遇雨，到任何一家小杂货店求借一把雨伞时，总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诺。大都是用很蹩脚的日语说明要借一把雨伞，明天奉还不误。这件小事，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态度谦恭，跟我当时在上海所见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这些五十多年的往事，使我今天回忆时，感到犹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时间，曾无身居异国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意义是重大的。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了个新阶段了，祝愿我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