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烧。他只用口述，冯雪峰笔录的方式写答托派的信，以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短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也是在这时来的，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两个口号的问题在此信中有了详尽的阐述。

    四鲁迅在景云里情况

    一九二七年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当时我也住在景云里。还有周建人、叶圣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好多人都住在那里。从我的屋子的凉台上就可以看到鲁迅的家。鲁迅曾来我家看过我一次。当时我家里人曾放空气，说我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告诫我不要出门，因此我没有到过鲁迅寓所。我在这里写了、《追求》、《动摇》。当时我爱人正在生病。第二年夏，我真的到日本去了。

    鲁迅一般多在晚上工作，拂晓方睡。

    五关于贺长征电

    鲁迅贺quot;长征quot;电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史沫特莱和我们来往密切。史沫特莱是德国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德文、英文都好。她一九二七年前后到中国，住上海。她来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佛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史沫特莱交游广阔，其中有孙夫人、新西兰的共产党人路易·艾黎、埃·斯诺。后者我在鲁迅家里遇见过。当时斯诺正请鲁迅选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并由鲁迅写一个小引。斯诺把这本短篇小说集译为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

    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去。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史沫特莱曾应鲁迅之请，用英文给鲁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写了序言，由我译成中文。

    六关于鲁迅的病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后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莱通知我，这天晚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邀请少数人参加酒会，这是不公开的，总领事馆在十一月七号举行过公开的庆祝酒会。史说，也邀请了鲁迅。届时她自己开小轿车来接我。就这样，当天气时后，我们到了总领事馆。

    所谓少数人中，有孙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随便谈谈，吃点东西。就在那时，史沫特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他顶好到苏联去休养，如果他同意的话，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问题，我们来办。她叫我同鲁迅谈谈，如果去的话，苏联方面早已作了准备，保证生活上一点麻烦也没有。第二天我就对鲁迅说了。鲁迅不愿去。他说，他并不觉得有病，而且到了苏联的话，即与中国隔绝，中国报纸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总觉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鲁迅叫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史沫特莱。以后史沫特莱不再提鲁迅出国的事，而谈鲁迅的健康状态，她认为鲁迅得的是肺病。她有两个朋友，都是肺病专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转告鲁迅，让这两个专家诊一下。但鲁迅不同意，因为鲁迅一向由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诊断，似乎不信任须藤了，鲁迅觉得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鲁迅经常有低烧，须藤经常给他注射，但仍有低烧。许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