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战士。1930年以前鲁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动，大概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开始了文学运动的计划。这是打算出版一种期刊，定名为《新生》。但这计划终于为了种种阻碍而没有实现。后来（1922年，序），他回顾这一时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因为文艺善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变精神作为第一要着，是由于认识到quot;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quot;。

    “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quot;——这是鲁迅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最沉痛的说法。为什么quot;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quot;呢？鲁迅从各方面来分析，揭露了问题的本质。

    他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从开始，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quot;，尖锐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quot;国民性quot;的痼疾。借了quot;狂人quot;的口说出了几千年的quot;礼教quot;——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的吃人的本质；他的发狂，正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

    的意义更为深远而痛切。quot;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quot;之一，求quot;药quot;以救生命，然而这所谓quot;什么痨病都包好quot;的quot;药quot;（人血馒头）不但和骗人的巫术一样，并且那据说是quot;灵效quot;根源的人血还是一个革命者的血，也就是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quot;而献出来的血！在这里，鲁迅的悲愤是双重的。他既痛心于民众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觉醒，也批评了当时（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运动之脱离了民众。后来鲁迅自己说明的意图道：“因为那时（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quot;，而且也不愿将quot;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quot;所以quot;不恤用了曲笔，在的瑜儿（被杀的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quot;；这也就是说，的深远的寄托不在于那个quot;花环quot;而在于表现在整齐的深刻的矛盾。鲁迅根据他自己目击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quot;人血馒头quot;的材料罢了；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看——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quot;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quot;，就是quot;改变他们的精神quot;。

    《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quot;国民性quot;的痼疾的。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脾性而外，还有不少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恰恰又成为阿Q的精神上的枷锁和麻醉剂；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Q便做了革命党，然而又quot;不准革命quot;，终于被摇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贵们拿去作为quot;示众quot;的材料。这就不但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有人以为阿Q终于做革命党是不符合于阿Q的性格的。1926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