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这样繁重的介绍工作中，鲁迅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

    鲁迅的介绍、翻译外国文学的活动，开始于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quot;风雨如磐暗故园quot;，那时清王朝以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振兴实业，引进西洋科技知识为名，实际上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又为中国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成长，准备了温床。洋务派又以quot;中国国粹quot;的卫道者自居，打起quot;中学为体，西学为用quot;的招牌，推行野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顽固地鼓吹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妄图借此锢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此与同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quot;五族共和quot;的民主共和国；他们不但对卖国丧权的清王朝进行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也同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进行了大论战。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但立宪是假的，保皇是真的，他们是投降派。鲁迅在政治上属于革命派，但他主要是从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方面参加了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而这个思想意识领域的重要性却正是当时革命派所忽略了的。

    二

    一九○七年前后，鲁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投入革命派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其中《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是反映他这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文化偏至论》简要地叙述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直至所谓世纪末的各种混乱、颓废思潮，而结论为：今所注重者，“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quot;他所谓quot;非物质quot;即是“反对其重物质文明quot;；所谓quot;重个人quot;即是quot;要求思想解放quot;。鲁迅在此文中痛论quot;西方物质文明的流弊quot;，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广泛深入以及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已经爆发了多次的武装冲突。由于时代的限制，鲁迅当时论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思潮时，还看不到这些混乱、颓废思潮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提到指引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笼统地认为这是其重物质文明的流弊。又因为他强烈要求思想解放（这在quot;五四quot;运动时才在quot;打倒孔家店quot;的口号下正式提上日程），以至只看到尼采超人哲学的quot;偶像破坏quot;的一面，而忽略其极其反动的一面。然就其主要者而言，《文化偏至论》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鲁迅在论文结尾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竢夫一世。quot;此所谓quot;立人quot;即现在所谓quot;人民的觉悟quot;。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

    《摩罗诗力说》象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革命的精神食粮。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代表这种文艺思想的若干quot;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quot;的叛逆诗人（摩罗诗人，恶魔诗人），如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等。鲁迅当时没有可能翻译这些诗人的充满着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绍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投身于民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