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quot;双杀quot;，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quot;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quot;quot;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quot;－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六十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当然克林顿他们犯了quot;不够正确quot;的毛病；在演讲中，克林顿说这话是五十多年前胡适说的，事实上是六十八年之误，事后国民党伪外交部长胡志强把这话写成横幅送给洋大人，却把quot;奴才quot;错写成quot;奴隶quot;，quot;不够正确quot;得荒腔走板了）。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quot;思想作战quot;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quot;思想作战quot;上。

    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适大我四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quot;忘年交quot;，我是惟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们大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后，一九五九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合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一九六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并写给我说：quot;……过了十月十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quot;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quot;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quot;字样，由姚从吾老师quot;偷偷quot;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