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的秩序了。如此，即有許多事情與許多東西都不得不重新想想過。比方「擊壤歌」裏的小蝦穿了風吹得圓圓的飛起的裙子，與上身穿的風灌滿了一胸口的敞衣衫，以及喬穿的牛仔褲，姿勢斜簽著立在籃球場，那種的好法，都是個人的，而若是一個清平的時代，則必有一個時代的威嚴與安靜的衣裝樣式，不是個人的。如唐朝明朝的衣裳。個人的設計怎麼的亦不能有一個時代的大的安定，一個時代的大的風流的美。

    音樂也是如此，彈彈吉他唱歌跳舞雖然也好，那是依個人而好，有著嚴格的青春的限制，怎及得清平時勢的音樂使人感覺一統山河的大，有著悠遠的而現實都在之思。仙枝早先愛看電影，說電影也有好多意思，及後她讀起書來，讀莊子，看西遊記紅樓夢等小說，看平劇，看崑曲，她就知道電影沒有多大意思了。「方舟上的日子」裏的與「擊壤歌」裏的舞台與行頭，以後隨著演新戲是可以全部換過的。我們使用的東西，皆要有一個時代的威嚴，生在清平世界的秩序裏的，而不是零亂不安定的個人趣味的那些。

    文章的內容情節亦是如此。「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所寫的是青春情意的無保留，而自然有制約，像一朵花開足了，而不會是把花瓣的輪廓來破壞，無保留與制約原來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後寫成人社會的艱難事情，寫焦桂英唱的「人世風波險十分」，寫一個世界的沒落與新生，你有本領，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寫得無保留，然而自然制約，不會寫成喫人社會的「狂人日記」或變態慾情。因為世界雖亂，亦作者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是文明的古老的記憶，也是今要建設的新時代的底樣。

    我偶而給我所喜愛的人寫信，被說我的信寫得不親。不知我是與朱天文朱天心亦不親的。袁枚怪蘇詩少情，但蘇軾被罪獲釋貶黃州時遊淨居寺詩有云：

    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

    靈山會失散，八部猶光輝，

    願隨二聖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憂患後如見了親人。而我的憂患是遠比蘇軾的更大，我若見了母親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話，我亦但是柔和有禮儀，不會有淚的，不但沒有親暱，還像是不誠懇。其實蘇軾於朝雲亦惟云「事余以禮」，不說親暱的話。夫妻相敬如賓只當是平時的，憂患後才知此語更具。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這句話很大，是對於史上的世界劫毀的，這回因袁瓊瓊一提，纔又知還有一句「至人不親」是把憂患都化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來禮儀這樣東西，我們平常只當是形式多於情操，生活順境時來行行的，卻竟是可以含蓄著怎樣重大的處境與怎樣強大到無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無保留與制約為一的自然秩序。現在來講文學創作，就是要知道有這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裏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曉得這個，就夠你在文學裏寫怎樣重大複雜激動的事實，場面與情緒亦可以總是有餘裕的，像袁瓊瓊說的「單身的時候是頂秀氣的，女式的單身。」

    九

    史上新文學之興，多是受了自然界的新發見的刺激。

    天文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新發見，引起了對自然界新的讚歎，這是發動新思想與新文學之始。因為對自然界的改觀，引起了對文明的原理與思考方法的再審定，所以新文學必與新思想並行。我讀小學時正當五四運動開始，暑假回鄉下，晚上在簷下乘涼，聽中學的表哥講西洋的科學說星有多少光年的距離，抬頭再望望星空，不勝嚮往，若沒有這嚮往，是也不能發新時代的大志的。彼時不久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風動了全世界，那完全是知性的風動。史上若沒有像這樣知性的風動是不能有新文學的。

    新時代開始的文學多是理論的，如楚辭漢賦之先有春秋戰國諸子的論文，那些論文都是對於自然界與人事的原理的再審定。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