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尚有西洋人所沒有的，是對於世變的感知性。左傳裏記不得是誰了，他見伊洛之間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為戎乎？吾其左衽矣。」後來果然是戎狄入侵，要齊桓公用管仲來尊王攘夷。這種預知，實從早先的祭政一體而來。西洋的宗教亦有先知，而惟中國的是不落宗教，直接從天道與人事來感知。而且中國的是民間亦皆有此感知。

    印度有講世界劫壞，基督教有講世界末日，但中國的則是易經裏講的「履霜堅冰至」的一個「機」字。一年有春夏秋冬，歷史上亦是有盛衰的季節。世界古代民族多有骨卜與占星術，而中國的卜筮與夜觀天象，則惟借以興感，像風過水面，「託微波以陳辭」，對時世的亦惟是這種感知，故又曰、「天道幽微難言」。這最嫵媚，天道亦像女孩子的說話，似真似假，不像迷信的著實。中國人的這種對時世變動之兆的感知，關係到中國史上獨有的民間起兵，亦使中國文學多有了一個境界。

    對於時世變動的感知，在民的文學裏有童謠與讖緯，與漁樵閑話。在士的文學裏是詩文裏多有講滄海桑田，詞裏有浪淘沙。劉禹錫的六朝懷古詩的「金陵王氣黯然終」，與姜白石的詞裏的寫靖康金兵陷汴京，徽欽二帝被俘，宗室遷都臨安，「追想當年事，殆天意，非人力。」元明曲如長生殿裏安祿山亂後李龜年的唱詞十分悲壯，與桃花扇裏清兵南下，史可法在揚州兵敗的激烈盡忠，皆有一種「天意如此」的蒼涼。一部三國演義若去了天意二字就沒有歷史人事的風姿了。拜倫的哀希臘詩，與吉朋的羅馬帝國興亡史，皆沒有天意，只見是人事的狹塞。希臘荷馬史詩裏是有神意，而無中國說的天意，所以荷馬史詩裏的亦只見是人事的狹塞。馬克斯講資本主義沒落，但是亦不知尚有天意。所以他推斷的不準。

    中國民間的想法是個人的小事亦有著個天意，人事是非分明，而天意則在是非之初，充滿了未知與創造性。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就是要脫離追從西洋文學的無知，再開中國文學的天意人事的領域，不要單曉得時髦，即要曉得時代。要學孫先生的革命是革的天命與世運，使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又有一飛躍。對時代的敏感在文學裏是知性最高的一面，其實今天應當有人寫一部民國史，要寫得像史記一樣的好文章。

    我們當前的目標還是在反共，光復大陸。但這必定要有思想。最近看了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與「絕對零度下的鋼」，暴露大陸現狀，很是難得，但是作者所希望的只是民主的社會主義，根本上他並沒有否定共產，可見大陸上今日思想的貧薄，所以這兩部著作並不能讀了使人興起。從革命的意義來看，還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第一，陳若曦的「尹縣長」第二，夏之炎的這兩部著作只可當作資料。

    真真天才的作品雖然不到思想，它亦是革命的，像張愛玲的「赤地之戀」與「年輕的時候」，像朱天文的「青青子衿」與朱天心的「擊壤歌」，甚至看起來似乎與革命無關。因為文學是只要寫了革命的感，不必寫革命的思想，亦可以是完全的。但是若要造成一個時代的革命氣候，則必定要講思想，所以還要有理論文。

    為達成孫先生交下來的革命，我們今日須要有像反秦朝的劉邦，討平黃巾賊的曹操的天啟英雄，與張良、韓信、王猛、崔浩這樣知道世界形勢的智略之士。但是有潮纔能有潮頭，歷史上這樣的人才是只有在時代的新節氣中纔能出生，像竹筍的在時令節氣中纔能茁出來，而醞釀時代的新節氣的則是革命的思想運動。

    文章與英雄都如花，我們要來醞釀節氣。

    丁巳年（編按、民國六十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