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下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

    我和芝取得律师资格后，黎觉准备分别跟我们两人签署为期三年的合约，聘用我们为助理律师，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两年半后有全薪假期六个月。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样的待遇是优厚的。邮差罢工结束后，我到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芝则处理产权转让业务。这期间我获准到马来亚联邦执业。

    1952年9月，一个清瘦的马来人到我办公桌前来。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鼻子瘦长，跟一般马来人不一样。我的办公桌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一个角落，只用书架分隔开来。这个马来人的英语说得不错，但说话有点犹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绍，名叫尤索夫·伊萨，是《马来前锋报》的东主、总编辑兼董事经理。他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颠覆分子一起关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将进行审查，他问我愿不愿意替沙末辩护。

    当时所有毫无希望或近乎绝望的案件，最后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的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劝说政府相信这个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族主义者，虽然暂时可能跟共产党人在一起，但最终即使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也会成为共产党的竞争对手。

    我当时觉得，向政府施加压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决定找负责这起案子的政治部官员，了解当事人的真正情况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样的证据。凑巧遇上了警监柯里顿。柯里顿主管政治部印度组和受英文教育组。他是个专家，曾在英属印度做过类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

    我和柯里顿碰过面。他研究过我的档案。1952年的一个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欧思札路38号找我聊天。他说，他读过我在伦敦的活动记录，想见见我，以了解更多有关林丰美等共产党人在伦敦的情形，以及他们对新马学生的影响。我把对林丰美的看法告诉了他，也对他说共产党人在伦敦不大可能影响新马的受英文教育者。与此同时，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对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青年节的怀疑。我说，我的弟弟金耀参加青年节只是为了好好度假，他quot;对政治的兴趣跟蝌蚪不相上下quot;。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这个说法被收进了政治部的档案。

    这一回我是到罗敏申路政治部柯里顿的办公室见他。他很坦率。他说沙末是个聪明的马来人，非常活跃，是一流的活动家。我问他沙末是不是共产党人，他答说quot;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共产党人quot;。听起来案子自然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他继续说道：quot;但是人们会成长，想法会随着阅历日深而改变。影响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quot;

    到棋樟山会见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师都得到这个便利。那是个工作日的下午，20分钟的航程很愉快，随后是从登岸码头沿着小路和阶梯走20分钟到岛的北部。在苍翠的老淡布苏树之间，散落着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脚楼。离四周军营似的用铁丝栅栏围住的鸦片戒毒所不远，一座浮脚楼也围着带刺的铁丝栅栏，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营的警卫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苏树下放了一张木桌和两把木椅，我在那里等候。一个印度警卫到浮脚楼里带一个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