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没有成为坎特伯雷的候选人，我离开中央总部时对此行的成果还是十分满意的。

    约翰·黑尔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炔变得更加现实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我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离quot;那个孩子quot;出生还有六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开始疼痛。白天，我已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Ｘ光检查。他说，有点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现在看来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马上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了我镇痛药，帮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调光检查。令大家十分惊奇的是检查发现我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产手术，两个基本点小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生时并没有马上见到他们的父亲。因为丹尼斯预计一切正常，他就去椭圆板球场看国际板球决赛了，无法跟他联系。那天，他得到两条同样惊奇的好消息。英格兰板球队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自豪地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

    我要在医院住两个多星期。实际上，那个时候，产妇一般要住三个星期的院才能出院。这就意味着在产后恢复期的最初几天不舒服的日子过后，我发现我又有时间了。当然，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撒切尔家庭将只再添一名成员，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务是给有关商店打电话，订购两套婴儿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将马克和卡罗尔带到这个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轻松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许多人把quot;只quot;做一个母亲或quot;只quot;做一个家庭主妇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无论我当首相前还是当首相时，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暗示，都十分气愤。当然，做一个母亲及家庭主妇是某种高尚的天职，但是我却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职。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我经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议员艾琳·沃德说过的一句话，quot;家庭必须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个人的抱负不应局限在家的范围内。quot;我确实需要有个事业，因为，很简单，我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且，并不是任何事业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种能使我保持思维敏捷，并能为我的政治前途做准备的事业，我相信我完全适于从政。

    因此，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决心。我让人把１２月份律师最后考试的申请表寄给我，填好后连同考试费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对自己玩的这点心理游戏将保证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鹅公寓就投入法律学习，而且我需要好好组织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个母亲，又做一个有专业的职业妇女。

    实际上，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我们在天鹅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够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是六楼，我们就在所有窗子上装上窗棂。没有花园，就把孩子带到朗尼拉公园去玩，每天两次。这反而对他（她）们有好处，因为他（她）们开始习惯于见到其他孩子并与他们一起玩耍。起初，我们不懂公园的规定，球曾被公园管理员没收过。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带马克和卡罗尔去公园。周末时，由我带他们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护理所接受过训练，孩子们特别喜欢她。

    ５０年代，妇女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较大，等最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家时，妇女一般年过中年；由于还没有可节省劳动的电器，做家务花的时间比较多；家里也常常是一个社交场所，全天都有从送奶工到擦窗户的各种生意人光顾，有的也许只是进来聊会儿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妇女有机会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５０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到８０年代的时候，一切大有改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家庭变小了，孩子们离家时，妇女还比较年轻；由于有了家用电器，家务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