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其他内阁成员的关系是客气和愉快的，但我知道，我们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无疑，他们也了解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更清楚地表现在偶然的交谈和启发的反应中，而不是在辩论中。由于我在教育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以我不想在内阁中占据很多战略据点。

    特德完全控制了内阁，未受到挑战。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赢得了１９７０年的大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人人品的竞选赢得的。我们了解这点，他也一样。再者，以根本原则为基础进行辩论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而且与他的脾气格格不入。直到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以及到发生１８０度大转弯事件时为止，特德领导下的内阁能够保持团结，至少部分原因仅仅是由于承认这一点：他是首相，因而有权在执行计划过程中指望得到支持。然而，一旦计划本身被放弃而代之以实行总体干涉主义时，气氛就恶化了。这种恶化并不表现于发表不同意见，而是偶然流露出来的抱怨。我们知道我们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