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米德兰。正如我已指出的，特德和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方针事实上是极为坚定的，１９７１年３月二读通过的移民法案提出了一个控制英联邦公民和外国人的单一体制，同时给予quot;国民quot;即那些有居住权的人自由入境权。很清楚，对自愿移居英国者给予批准的承诺实际上搁置起来了。但是。到底这种体制对移民的净额有多大影响还是值得怀疑的。

    １９７２年８月麻烦来了，当时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宣布大批驱逐那些独立后仍审慎地继续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９月份，整个一次内阁会议都用来讨论乌干达的亚洲人问题。我们心底里都在想，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现在也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当我到内阁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应当坚持我们宣言里的承诺，即不应quot;再有更大规模的移民quot;。但特德一开腔就说，quot;我们不可能拒绝接纳这些被驱逐出境的英国护照持有者。总检察长波得·劳林森解释说，按照国际法，我们有义务接受他们——如果不考虑国内的移民法的话。这以后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争论了。后来我感到，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项决定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无法规避我们的人道主义义务——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接受这一义务。我看到来到我的选区居住的亚洲人是令人钦佩的勤奋的人民。而且这一措施确实被证明是严格控制移民规则的一个例外，而不是走向放弃这条规则的第一步。

    然而，我的直觉准确地反映了党的感受。党内对此决议存在一种极为不安的情绪。伊诺克·鲍威尔在当年党的年会上发言，强烈反对这一决议。１１月下旬，由于大量后座议员对新移民规则的反对，政府的动议未被接受，特德本人也动摇了。他认识到，公众舆论不会容忍这种现象重复发生。他成立了一个由大臣组成的小组来研究制定一项阻止移民再次流入的立法。１２月份该小组向内阁报告，不主张制定立法，而主张发表一项quot;声明quot;，宣布英国不一定必须接纳被驱逐的大批人员，而是在国际上进行磋商。这时内阁中产生了分歧，因而这种设想也失败了。这是首相的想法未获通过的少数情况之一。

    我们的移民法案在下议院遭受失败后，内阁讨论移民问题时认识到，人们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不满，给移民问题火上加油。要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就需要再回到经济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