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通常也不过只有一小部分。多偶制在所有大型文化中不复存在这一事实，是否就是其成效卓著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问题饶有兴趣。总之可以说，无论那些默默无闻的、落后的部落社会还在实行什么婚配制度，人类主流社会的婚配特性仍然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长期的单偶制。

    由此可见，狩猎猿就是这样的大杂烩：他是性生活很多的、固定配偶的一种动物，有许多独一无二的特性；他既保存了灵长目祖先的特性，又在进化为肉食动物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变化，所以他成为兼有二者特性的复杂的物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给他加上第三种成分：现代文明单纯的树栖猿演变为合作的狩猎猿的过程中，脑容量增加了，容量增大的脑髓忙于椎动技术的进步。简陋的部落居所变成了庞大的城镇。石斧时代发展到了繁荣兴旺的太空时代。但是，这些熠熠生辉的表层变化对人类的生殖系统有何影响呢？看来这个影响是很小的。文明演进太快太迅猛，任何根本的生物进化都来不及发生。表面上看似乎是发生了变化，然而事实上这种变化不过是虚假的幻相。在现代城市生活的表象之下，人还是原来那个裸猿。只不过是各种名目发生了变化：“狩猎”现在读作“工作”，“猎场”现在读作“公务场所”，“居所”读作 “住宅”，“配偶关系”读作“婚姻”，“性伙伴”读作“妻子”等等。前面提及的美国学者对当代性生活模式的研究说明，裸猿的解剖生理机制仍然在当代人的性生活中发挥充分的作用。人类史前特性的残留，再加上比较动物学对食肉兽和灵长目的研究，给我们构建了一幅图象，使我们看见裸猿在远古时期如何使用性机制如何组织性生活的情况。当代人性生活的资料似乎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图景，如果我们抹去公共道德那一层深色的外壳的话。正如我在本章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物属性塑造了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相反，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人类的生物属性。

    然而，尽管人类基本的性行为体系仍然以相当原始的形式保留了下来（社区扩大的同时并没有出现性生活社区化的模式），但是许多细小的控制和局限推广开来了。之所以需要这些控制和局限，那是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繁复的解剖生理性征，结果使人的性反应更加强烈和敏感。但是，这些解剖生理特征是为小型的关系密切的部落生活设计的，而不是为大城市生活设计的。我们在大城市的生活中。常常和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摩肩接踵，陌生人给人以刺激，也容易受他人的刺激。这是个新情况，必须有对付这一新情况的机制。

    事实上，文化限制的兴起一定更为悠远，早在社会生活中碰见陌生人之前就出现了。即使在简单的部落社会中，配偶双方在公开场合走动时，也必须减少身体发出的性刺激。如果说要增加性生活的报偿功能以维持配偶关系的话；那么，如果配偶分开时，也必须采取步骤抑制性行为，以避免刺激第三者。在其它有配偶关系和社群生活的动物中，对性行为的抑制主要靠攻击性的姿势来完成。在人类这样的有合作精神的物种身上，好斗性较少的办法更加受欢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达的大脑可以出来帮忙。显然，言语交际有重要作用（比如说“我的丈夫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正如它在许多社会接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样。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直接与此相关的措施。

    最明显的措施是遮掩得并不严实的、尽人皆知的遮羞布。由于裸猿直立行走的姿势，他走向任何一位同类，都不可能不暴露生殖器。其它的灵长物四足行走，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它们想暴露生殖器，必须要取一种特殊的姿势。而我们却面对着他人的生殖器，每一小时，每一天，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避免这一事实。由此可见，用衣物遮盖阴部必然是很早的文化现象。用衣服御寒，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