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它不得不嫁接在悠远的灵长目行为系统上，这一点仍要败露出来。一旦配偶关系出了故障，悠远的灵长目动物冲动又会燃烧起来。此外，裸猿巨大的进化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童年的好奇心一直维持到成年人生活之中，两者加在一起，情况显然会变得危险。

    裸猿行为系统的设计，显然适合这样的情况：女子一个接一个生养一大批孩子，男子与其他男子外出打猎。虽然根本情况保持至今，但是有两点已经变化。出现了人为控制子女人数的倾向。就是说，已婚的女子不再承受生儿育女的全部重压，配偶不在家时，她也有暇过性生活。还有一种倾向：许多女子参加外出狩猎。当然，现在是“工作”代替了古代的狩猎；每日出门工作的男子可能发现自己是在男女混合的群体中生活，而不是在古代那种全由男性组成的狩猎队中生活。这意昧着，配偶双方都有许多东西需要忍受。配偶关系常常受压而崩溃。（你也许能记得，美国的统计数字说明，26％的已婚妇女和50％的男子到40岁时已经有过外遇。）不过，原配关系常常很牢固，足以在有外遇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下去，或者在外遇过后又重新得以维持。配偶关系最后完全瓦解的情况，只占很小的百分比。

    作为一位动物学家，我不能以通常的伦理道德方式去研讨性“怪痹”，诸如观淫癖，手淫，同性恋等。我只能用人口繁殖与否这样的生物伦理原则来讨论问题。如果有什么性模式妨碍生殖，它们就应该被视为货真价实的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模式。僧侣、修女、长期独身的男子和女士、长期的同性恋者等人群，从人口生殖的意义上说，都是不正常的。社会养育了他们，可是他们并未作出回报。同样，应该认识到，从生殖的角度说，活跃的同性恋者并不比侣侣更异常。还必须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性习惯——无论它对某一种文化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厌恶和淫秽，都不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进行批评，只要它不阻碍总的生殖趋势。既使是最稀奇古怪最精心设计的性行为，只要它有助于配偶的受孕，只要它有利于增强配偶的关系，从生殖上来讲，它就完成了使命；从生物学上来讲，它就应该和最“恰当”，最受赞赏的性习俗一样被人们接受。

    但我必须指出，有一条重要的例外，以上勾勒的生物伦理道德在人口过分拥挤的情况下似乎并不适用。

    人类自己在迅速走向人口过剩这一情景。我们已经到了不容再自负的关头。解决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减低生殖率又不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防止人口数量增加又不阻碍人口质量的提高。避孕技术显然是需要的，但是又不能让它破坏基本的家庭单位。实际上，这种危险微乎其微。尽管有人担心，广泛使用完善的避孕用品会导致乱交，但是这一可能性很小——人类强烈的配偶趋势保证不会发生乱交。

    麻烦在于，作为一种性现象，器械的和化学的避孕手段基本上是新鲜事。许多代人体验过避孕、形成了新的传统之后，究竟避孕对社会的基本性结构有何影响，这要过一段时间才弄得清楚。也许它会给社会——性系统造成间接的、难以预测的扭曲或破坏。但是谁知道呢，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然而，无论如何，倘若不限制生育，其它选择就更加有害。

    记住人口过挤的问题，就可以认为：急剧减少生殖率的需求自然应解除人们对不育人群生物学意义上的批评，这些人有僧侣、修女、长期的单身男女和持久的同性恋者。纯粹从生殖上说，这一看法确有道理，不过它没有考虑其它社会问题；有的时候，除了他们独特的少数人的角色之外，他们也许还得面对其它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只要他们在生殖范围之外仍然是善于适应、颇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就应该把他们当做是没有给人口爆炸推波助澜的宝贵的社会成员。

    回顾人类性行为的整个场景，就可以看出，人类坚守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