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炮轰二沙湾炮台。清守军开炮还击，英舰桅杆中弹，狼狈败逃，在慌乱中触礁。侵略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爬上舢板逃窜，被守军当场击毙30多人，俘获133人，缴获大炮十余门，大小炮弹数十颗。清廷闻报大喜，下旨嘉奖守军将领达洪阿、姚莹顶戴花翎，其他有功人员一律赏赐。10月19日，一艘英舰驶到基隆港外，先挂红旗，继挂白旗，派人乘舢板入港，要求赎回被俘英国官兵，基隆守军置之不理。27日，英舰闯入港内，大炮齐发，轰坏炮台石堡和营房数处，台湾守军开炮还击，打死侵略军两名，英舰狼狈逃窜。战后清皇室赏给达洪阿骑都尉世职，赏给姚莹都尉世职。

    1842年3月5日，英舰三艘在大安港外游弋窥探，清守军严行戒备，不出海作战。11日，英国二桅船“安因”号被我渔轮诱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伏兵趁势发炮攻击，打死侵略军数十名，俘虏五十余名，缴获大炮十余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这些武器都是英军在进犯浙江镇海等地时抢去的。战后，清皇室赞称其“大扬国威”，特旨赏封达洪阿太子太保衔，姚莹三品顶戴，其他官兵各有封赏。

    经过三战皆受重创之后，璞鼎查看到，在短期内武力征服台湾守军已属不可能，便不敢再轻犯台湾。于是，英军便勾结一些沿海盗匪，在淡水、鹿港、彰化、嘉义、打鼓、郎峤等地海面继续进行窥探骚扰，以配合英军对我国大陆沿海的军事行动。

    两次大捷俘获英军二百多名，经过兵备道姚莹审问取供后，奏请清廷发落。朝廷立即批复：“据奏称，该逆等罪大恶极，若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在台正法，所见甚是，着即照议办理。”清皇在另一谕旨中又说：“取供之后，除夷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130余名，均着即正法，以抒积念，而快人心。”当时闽浙总督怡良担心这样处置，会引起英国报复，要求姚莹将这些英俘解省。姚莹断然拒绝说：“夷性畏强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杀，是明示之弱也。”“两军对仗，势必交锋，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乃先存思彼报复之念，何以鼓励士气乎！”姚莹按皇上御旨，将139名英军战俘一律处死，只留颠林等英军九名头目和黄舟等汉奸两名暂行禁锢。璞鼎查闻讯，再三提出抗议。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英国侵略军连续攻陷了厦门、定海、宁波、上海、镇江，进逼南京后，清政府被迫求和，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第八条规定，释放英军俘虏。英方派船长聂夫前去台湾安平索要俘虏，他得知大多数俘虏都已经处决，便向姚莹提出质问。姚莹理直气壮答复：“你们英国侵犯我国，双方正在交战，那有不杀俘虏之理？你们侵扰江浙沿岸，杀伤我官员，贻害我百姓，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5日才把俘虏正法，但仍留下头目9人，已属格外开恩。”姚莹义正辞严，聂夫无言可答。

    璞鼎查奸诈多计，针对清廷的昏庸，借机反诬抗英台湾爱国将士，硬说侵略中国领土的英军是避风进港的外国难民，被姚莹等杀害。他一面向福建地方当局提出抗议，一面发表声明，以停止换约，重新开战威胁清廷。当时主持和议的两江总督耆英，闽浙总督怡良等人，害怕和局破裂，一再奏请朝廷将姚莹、达洪阿解京讯办。清皇最初不同意如此做法，认为断断不可，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作处置。璞鼎查进一步大造声势威逼，扬言要立即驾大轮船亲赴天津。清廷慌作一团，急忙派怡良前往台湾查办。耆英也乘机再奏，指称姚莹贪赏冒功，杀害了“遭风难夷”，皇帝在内外压力下，下旨追问姚莹等爱国将领“欺君冒功之罪”。1843年2月，怡良到台湾传旨。台湾人民对清政府官员甘心媚外，惩办抗英爱国有功将领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纷纷到怡良行营申诉抗辩，群众情绪激昂，几乎引起民变。怡良见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