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全部热卖一空。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做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着落，便求助于刘大源。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他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一个年份，隔开了新旧两个世界。邓小平的远见和温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尽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温州仍旧接二连三地发生： 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里自杀。还有人卖螃蟹，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当场吓晕，被送往医院抢救，未能再苏醒。另外一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敢养了”。

    曙光乍现。毕竟，形势还是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翻开温州人张国谦的两篇日记：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1982年9月，刘大源早起上街，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他暗自胆战，作出生平最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钱后，亡命天涯。之后整整三年，像老鼠一样，他四处躲藏，山穷水尽时沦落到与乞丐争抢垃圾箱里食物的境地。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大年三十回家团圆，但人枯形瘦，相熟亲朋大半不敢相认。

    虽然名单中的多数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他们的一生也会耳濡目染。

    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经济主流接轨。

    不管文字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在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时，温州与国家相互间的前途却拉开了巨大落差。它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除去一段浮华且值得渲染的历史，偶然交织着必然也能产生出闪光瞬间。有些人就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30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处。

    正是这一年，是一个动荡却叫人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一部分温州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他们开始了经济上的探索，亦步亦趋、如履薄冰。无人知晓，这群人将走向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的中国温州，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太平盛世。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憧憬着自己走南闯北跑供销。愿望愈发强烈，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他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么说： 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辨析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重新回到温州，刘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