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尽管难免心有不甘，但他对生意心灰意冷。歇业几年后，他重操旧业，经营螺丝店至今，可已非彼时。“大王”头衔虽成过去但毕竟曾戴在身，他为此严格要求自己，宁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留人口舌。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要来。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会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最前沿，往往更具备敏感的触觉感知局势的冷暖。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把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样子，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将他拒之门外。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记者惊奇不已。

    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当新事物以试探的角色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中时，总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由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补鞋等做劳力的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人有余，简直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告诉：“赚1000元坏分子，赚5000元坐牢子，赚10000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只得遣散人员，工厂也就倒闭了。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家族，但有关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都渐渐淡忘了。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 离土的农民、乡镇企业的分离人员和国营企业的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做法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有些人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击。

    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后，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的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工厂会计。后来，徐冠巨创办的传化集团实力上不逊于万向，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为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