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 青春服装厂。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项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整整早了22年。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副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袁芳烈（1929—2009），山东沂南人。袁芳烈担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后，在当时温州情况比较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工作比较艰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平反“八大王”冤假错案，扭转了温州派性严重、治安混乱、干部群众信心不足等状况；在经济上结合温州实际，提出大力发展民办工商业，引导人民群众创业致富，在全省首先推行包产到户，为“温州模式”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首的温州市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 打击个私经济，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14岁失去养母，19岁失去养父，这名苦孩子在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通用电器厂。32个门市部独立经营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每月只需向厂方缴纳30元管理费。一批除了仅有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生意。

    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的邱光和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受公社委派担任过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就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前店后厂”逐渐由1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只是“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柏格森曾说过，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只是在这个社会下定决心进行实验后才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某个人或某群人赋予社会以自信。所以，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

    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33岁的刘大源家里装上了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他心情的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