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诸如前文所言的“大王”们无一例外来自温州柳市。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做就给工作组一个交代了。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当“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在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市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正式展开。像“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曾经是土匪猖獗、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溜回柳市，当夜被捕获。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在监狱，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八大王”即为典型。

    退伍回乡的黄作兴，他被安置到温州市永中制冰厂。经济大潮涌动，黄作兴放弃稳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阀门厂跑起供销。

    庄吉金三角之一的吴邦东此时正在读中学，不过已经开始留意社会发展态势。

    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