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我的邻居菲利克斯·阿兰达成了我家的常客。除了作为对门邻居的地缘优势，还有一种不能用空间距离测量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他有些特立独行，而我时不时地需要帮助，就这样我们在战乱的年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穿越了那些动荡不安充满变数的时代。除了最开始的几幅草图帮我解决了网球服样式陈旧的问题，之后他还多次向我施以援手，帮助我轻松克服那些看起来似乎难以逾越的困难。跟夏帕瑞丽的裙裤不同，逼得我不得不再次向他求助的困难发生在安顿下来以后不久，不是艺术方面的，纯粹因为我对财务知识一窍不通。对于任何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来说，这点儿小事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马德里简陋社区小学里的短短几年根本没有教给我这些东西。因此，在约好了向顾客提交本店第一张账单的前一个晚上，十一点了我仍在抓耳挠腮手足无措，无法把与我所做的这些衣服等值的劳动转化成书面上的条款和金额。

    那是十一月份的时候。傍晚时分，天空就出现了鱼肚白，待到夜幕降临下起了大雨，预告着一场来自附近地中海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种暴风雨足以把树连根拔起，摧毁路边的电线。下暴雨时，人们只能蜷缩在毯子里小声向圣芭芭拉祈祷。就在天气变坏之前，哈米拉刚把做完的衣服送到弗拉乌·海恩兹家里去。两套晚礼服，两套套装还有一套网球服，我的第一批作品。它们一直挂在衣架上等待着最后一遍熨烫，烫完以后装到亚麻袋子里，哈米拉跑了三趟才把它们都送到目的地。最后一趟回来时她带回了弗拉乌的口信：

    “弗拉乌·海恩兹让哈米拉明天上午送去德国马克的账单。”

    似乎怕口信表达不清似的，哈米拉还带回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跟口信同样的内容。于是我开始想这该死的账单到底是什么样。可是这一次，回忆没有像以前那样帮我脱离困境。自从开了这家时装店动手制作第一批衣服，心中珍藏的那些在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里工作的回忆一直是我摸索着向前的灵感源泉。我对一个高级时装店内部的运作了如指掌，也会量尺寸、剪衣样、打摺、装袖子、装翻领，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无论我怎么在记忆里一遍遍搜寻，都找不到任何参考可以帮助我开出一张账单。当然那时候我曾经手过很多账单，负责把它们送到顾客家里，有时候甚至会直接把顾客付的钱揣在口袋里带回去，然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停下来打开哪个信封看看账单到底是什么样我想再次去向坎德拉利亚求助，但是看看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呼呼的大风伴着越来越密集的大雨，黑暗中还不时地电闪雷鸣。在这样的情况下，徒步去往公寓的路在我看来比走向地狱的小路还要可怕，所以我只好决定自己编一张。我拿着纸和笔，坐在厨房的小桌子前开始创作。但是一个半小时后我还是在那里一动不动，身边扔满了揉成一团的纸，铅笔已经用小刀削了五回，可还是不知道跟那个德国女人约好的二百七十五比塞塔到底该折算成多少德国马克。就在这个时候，深更半夜的，有什么东西在窗玻璃上发出一声巨响。我吓得跳了起来，把椅子都弄倒了。马上我就发现对面的厨房亮着灯，在黑夜的大雨中又看到了菲利克斯那圆滚滚的身体，戴着眼镜，稀疏的鬈发，举着一只胳膊，随时准备对着玻璃再来一拳。我气冲冲地打开窗户，想质问他这是在干吗。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的声音就从那边传了过来，猛烈的雨点打在院子里的地砖上发出的声音让他的嗓音有些断断续续，但是传递的信息却非常明确。

    “我需要庇护！我不喜欢暴风雨！”

    我当时可以责问他是不是疯了，可以责怪他差点儿把我吓死，朝他大骂一声蠢货然后直接关上窗户。但是脑子里灵光一闪，我并没有那么做，也许在这个时候，这个有些荒唐的行为能帮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