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邻近地区的最高长官的情人送上一份人情。

    “好了，女士们，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们。我联系上了艾瑞克·高登，一个曾在马德里支行工作的同事，战争爆发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西班牙，现在已经定居伦敦了。他认识一个住在马德里的英国人，参与过这些活动，当时在一家西班牙公司工作。坏消息是，现在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人，最近几个月他几乎销声匿迹了。好消息是，他向我提供了另一个人的资料，这个人对这类人员转移非常熟悉，因为他一直居住在马德里。他是一名记者，最近因为遇到些麻烦才回了英国，我想大概是受伤了，他没有细说。从这个人身上我们也许能找到办法，他可以给我们提供门路，直接找到负责疏散难民的人。但是，他想要一些东西。”

    “什么？”我和罗萨琳达异口同声地问。

    “他想跟您单独谈谈，福克斯太太。”他对罗萨琳达说，“越快越好。我希望您别怪罪我的冒失，但是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认为，提前跟他说清楚是谁想要从他那儿获得信息比较恰当。”

    罗萨琳达没有回答，只是皱着眉头紧盯着他，等着他说下去。莱昂很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他一定以为他的这番张罗会得到非常热情的回“你们也知道那些记者，不是吗？他们就像食腐的鸟儿一样，时刻都在等着得到点儿什么。”

    罗萨琳达思索了几秒钟才接过话茬。

    “不只是他们，莱昂，不是只有他们是这样。”她的话里隐隐带着一丝尖刻，“不管怎么样，帮我联系上他，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

    我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然后又擤了擤鼻子。其间这个大腹便便、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英国人拨通电话，让接线员接伦敦。我们等了很久，秘书送上咖啡，罗萨琳达的心情好了起来，马尔丁也松了口气。电话终于通了。谈话进行了不到三分钟，她说的是英语，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是我听出来她的语气严肃而尖锐。

    “好了。”结束的时候她简单地说。于是我们向行长告辞，感谢他的帮助，接着又经过了那个忙忙碌碌长得像鹤一样的秘书。

    “他想要什么？”我一出办公室就焦急地问。

    “A bit of blackmail。我不知道西班牙语怎么说。就是一个人说他会为你做一件事，但你也得做些什么作为交换。”

    “敲诈！”我说。

    “敲——诈——”她用极其糟糕的发音重复着，有点太生硬了。

    “什么样的敲诈？”

    “对胡安·路易斯的独家专访，还有几个星期内在得土安参与社交生活的特权。作为交换，他承诺会帮我们联系上要找的那个在马德里的人。”

    在提出问题之前我咽了下口水。我真的很担心她会说，想要对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最高长官强加什么条件，没门！更何况对方是一个陌生的投机记者，而接受帮助的只是一个卑微的裁缝。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我终于壮着胆子问道。

    她耸了耸肩，做出一个还能怎么办的表情。

    “我让他给我发一封海底电报，告诉我他预计到达丹吉尔的时间。”

    马库斯·洛根到达的时候拖着一条伤腿，一边的耳朵几乎聋了，一个胳膊吊着绷带。所有的伤都在左侧身体上，那是当时离炮弹较近的一边。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在马德里报道国民军的一次进攻，差点儿把命丢掉。罗萨琳达替他安排好了一切，派了一辆公车在丹吉尔码头迎接，直接送到得土安的国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