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丹吉尔。”

    “谁？”我一边问，一边用手帕挡着鼻涕。

    “你和我。”

    “去干什么？”

    “去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母亲的事情。”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将信将疑，顶着纷乱的思绪，傻傻地问：

    “是通过你的……”

    话没说完我就打了个喷嚏。不过这喷嚏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正在犹豫到底该怎么称呼那位总督，她一直都叫他的昵称。

    “不，我不想把胡安·路易斯牵扯进来，他有太多的事情要操心。这是我的事情，所以他的那些交情关系我都没动，我有其他的渠道。”

    “什么渠道？”

    “通过得土安的英国领事，我想问问我们英国大使馆是不是可以帮助转移，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领事告诉我，我们在马德里的大使馆一向都拒绝向难民提供庇护，而自从共和国政府迁到瓦伦西亚以后，英国的外交部门也迁过去了，在马德里只剩下一座空房子，留了一些低级官员在那里料理事情。”

    “……”

    “我又去了丹吉尔的圣安德鲁天主教堂询问，他们也爱莫能助。后来我突然想到也许哪个私营企业家至少知道一点儿内幕，所以我到处打听，最后终于得到一丁点儿线索。虽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消息，但是可以碰碰运气，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伦敦和南美银行丹吉尔支行的行长莱昂·马尔丁告诉我，他上次回伦敦的时候，在他们银行总部听说马德里支行有个人有门路，可以找人帮着转移难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到的消息很模糊，很不确切，只是有人说起这事，而他正好听到了。但是他答应帮我们进一步打听。”

    “什么时候？”

    “Right now（现在，马上）。所以你赶紧去穿衣服，我们一会儿去丹吉尔见他。前几天我去过一趟，他告诉我今天再去，我想这几天他那边应该有所进展。”

    我试图在一连串的咳嗽和喷嚏中，为她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但是她毫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我赶快去梳洗穿戴。路上她开得飞快。公路、旱田、松、林、羊群。穿着条纹下摆衬衣和拖鞋的女人头戴大草帽，背着沉重的包袱。羊群、仙人掌、更多的旱田，光脚的孩子们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朝我们笑，还举着手喊，再见，朋友，再见。灰尘，还是灰尘，一边是黄色的荒野，另一边还是黄色的荒野。哨卡，公路，更多的仙人掌，棕榈树和甘蔗田，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到了丹吉尔。她仍然把车停在法国广场，迎接我们的还是宽阔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市区里那些气派的大楼。伦敦和南美银行就在其中，它代表着一种奇异的金融利益的组合，就像我和罗萨琳达·福克斯一样。

    “希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莱昂·马尔丁。莱昂，这位是我的朋友西罗嘉小姐。”

    莱昂·马尔丁，如果出生地再往西挪几公里，他的名字就有可能是莱昂西欧·马尔丁内斯。很矮，肤色黝黑，若没刮胡子也没戴领带，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西班牙农民。但是他的面容干净得连一丝胡茬都没有，胸前挂着素净的条纹领带。他不是西班牙人，更不是农民，一个真正的大不列颠公民，直布罗陀人，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语说得就如英语般流畅自如。他伸出一只汗毛丛生的手向我们问好，并请我们坐下，然后吩咐像老喜鹊一样啰嗦的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似乎要使劲浑身解数给我们展示他打听到的成果，仿佛我们俩是他们银行最慷慨的客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开过任何银行账户，罗萨琳达呢，就算她丈夫想起来给她汇生活费，账户里肯定也是常年分文不剩。但是我这位朋友的浪漫情事一定早就传到了这个语言能力超强的小个子男人的耳朵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跨国银行的高层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