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回到酒店，而且没有吃晚饭，只是让人送了些水果到房间去。我也知道那天早晨他吃完早饭就去了总督府，知道他走过了哪些街道，什么时候回来的。总之那一天他所有的进进出出我都了如指掌，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也是。他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看了什么报纸，戴了什么颜色的领带，我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整天忙于工作，但得益于我那几个合作者谨慎而高效的劳动，我始终能获得最新的第一手消息。哈米拉负责全天跟踪他。在每天一块钱的收买下，酒店里一个年轻的跑堂每天详尽地向我汇报洛根几点回来。再多给一点儿，他甚至能回忆起他晚饭都吃的什么，送去洗衣房的都有什么衣服，晚上几点钟关灯。

    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地等了三天，时刻关注着他最细微的一举一动，热切盼望着有什么关于转移进展的消息。到了第四天，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开始胡思乱想了。我甚至都怀疑他早就打算好了，一旦达到目的，釆访到贝格贝尔，并收集齐他工作需要的关于西班牙保护区的信息后，他就会一走了之，根本不管我这边还有事情没解决。为了避免这些不样的推测有可能变成现实，我决定最好主动出击。所以，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听到清真召唤穆斯林做第一次礼拜的钟声，我就起床细细地梳妆打扮，出了门来到国家酒店的庭院里，挑了个角落坐下来。我穿着一件新的酒红色套装，胳膊底下还夹着本时尚杂志。脊背挺直，架着双腿，警惕地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以防万一。

    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罗萨琳达已经说过了，她给洛根办了一张在西班牙保护区的临时居住许可，也已经向我保证过一定会帮助我，这一切实施起来都需要时间。如果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形势，我就会很清楚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所有的恐惧都显得毫无根据，今天在这里无谓的等待只不过反映了我内心的不安全感。我知道，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打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