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权知开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实际工作。《宋史·职官志》载：“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意思说当官的以职为昭文馆、集贤院等馆阁部门为显耀，而不计较官位多大。以差遣的实际工作职责为贵贱，而不是看谁脑袋上的荣誉头衔多。

    举荐王安石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文彦博最过分，他在王安石知常州时去信说只要你答应一声，就能回京，馆阁免试。文彦博希望他回到朝廷工作，居然把馆阁的考试程序给摆平了，只是王安石再次谢绝了他的好意，前前后后共计四度辞免馆阁工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仕途神话。

    曾公亮和王安石的两个例子旨在说明新科进士向社会展示形象、创造政绩是他们的共同点。能够做出政绩需要在一定的位置上，自己岗位业务做得再熟练，那叫本职工作。虽然平凡的岗位会有不平凡的业绩，事实上谁也不愿去那个平凡的岗位。所以，王安石的例子值得借鉴。他在磨勘的头三年向外界展示了自己著书立传的才华，给仕途晋升增光添色。一个单位或者一个系统能够出书的人难免引起大家注意，保不齐哪个领导相中了，调到身边当个秘书。待领导磨勘调走后，不说把你扶正，最低起码提干伺候。

    曾公亮与王安石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曾公亮政绩斐然，但因后院失火耽误了美好前途，所以说有政绩重要，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绩的安全与纯洁。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政绩更上一层楼，再因他在文学上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政绩加文采双管齐下，取得了良好的官场效果。政绩是所有新科进士的必为之路，他们想通过搞政绩积累资本，赢得美好前程。在没有制造政绩的机会又无文采可供展示，或者政绩相对平庸的情况下，该如何引起上面的注意与重视呢？包拯和司马光的例子就值得一说了。

    包拯，字希仁，淮南东路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文献中没有关于包拯长相“漆黑如炭”之类的记载，可能因为他长期扮演黑脸的政治形象，遂使戏曲形象为之大变。包拯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同年中有很多著名人物如韩琦、文彦博、赵概、吴奎、陈旭等。包拯时年二十八岁，按岁数说已经不小了。但包拯干了一件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停薪留职，在家赡养父母，他的孝举符合宋朝官方及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原则。过了几年父母双亡，守丧结束，包拯在父老乡亲们的劝说下才勉强出仕为官，知淮南东路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滁州天长市）事，时年三十六岁。与包拯同年的进士此际多半混得风生水起，包拯才当了个县长，但这并不能影响他的仕途，相反晋升极为迅速。

    在任期间包拯秉公执法，明察秋毫，民间传说中的“铡美案”、“狸猫换太子”、“乌盆案”都没发生过，纯系小说家言，有史可查的仅有“割牛案”一例。包拯知天长县事时，有民告状称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犯罪嫌疑人割了。宋代耕牛虽是私人养殖但属于国有财产，没有衙门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私自宰杀，因为耕牛等同于农场的大型机械，提高生产力用的，杀掉耕牛等于毁坏田地，可以判处“徒二年半”（《宋刑统》）。

    包拯说，这事儿好办，杀了，卖了吧！牛主人愕然，只好杀掉了耕牛。这时一民见状，前来状告牛主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就说，你为什么割了牛舌头又来状告人家宰杀耕牛？盗贼一下子傻眼了，方才醒悟这是包大人给他下的套。仅此一列，别无他案可叙。

    包拯三十六岁出道，给所有人树立了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又在实际工作中尽职尽责，再次为他的形象增色不少。秩满后，包拯知广南东路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由县级擢升为地区级。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