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砚台质量非常好，湖州笔、徽州墨、宣州纸、端州砚，为宋代以后的文房四宝精品。端州砚是上贡的物品，以前历任长官通常在上贡朝廷数目之外多加一些，贿赂京官用的。包拯上任后一改陋习，治理得不错，《宋史》载“岁满不持一砚归”。端州秩满，包拯直接调入京城任监察御史，不能不说他的道德形象起了作用。包拯出仕到调入京城仅仅经过了六年的时间，与在外漂泊二十四五年之久的曾公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证明，道德管制的社会下官员自身道德形象的重要性完全左右了晋升与降黜，古今一致也。

    包拯有意无意地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与司马光相比他算起步较晚的，人家司马光从小就是道德楷模，一直影响整个仕宦生涯。司马光，字君实，永兴军路陕州夏县（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人，西晋皇室安平献王司马孚后裔。司马光少年老成，七岁时凛然如成人，对《左氏春秋》等历史非常感兴趣，喜欢听评书（话本），听完后回到家里能把故事复述给家人听，从小养成了手不释书的良好学习习惯。司马光在中国人眼里极富盛名，因为他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当时这个故事在汴梁、洛阳一带流传开来，有人特意将这个机智果敢的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成就司马光千古神童的佳话。司马光砸缸与孔融让梨、曹冲称象等列入中国幼儿启蒙教材，成为千古不变的经典。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宋史》载司马光“性不喜华靡”，在皇家琼林宴上他不喝酒不戴花，非常独特。旁边坐着的进士提醒他说“君赐不可违”，司马光才勉强戴上一枝花。进入仕途后司马光初为奉礼郎、大理评事等小职员，保持和发扬着他的道德形象。居丧时“执丧累年，毁瘠如礼”，得到了当时朝廷大员枢密副使庞籍的赏识，举荐他入馆阁工作，为馆阁校勘。司马光与王安石相似，才华方面的表现是著书和建言。司马光特别能说，每次给皇帝建言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常常是“上悦”的效果。

    当时夏竦去世，朝廷赠予谥号“文正”，是谥号里最高级别的。夏竦政治能力一般，人品挺坏，曾在西北前线主持军务，在军营里喝花酒是他的主要工作，其他的防务工作交给属下的韩琦、范仲淹、王言等人。宋仁宗时“张元叛宋”事件是宋、夏两国战争的主要导火索，张元原是宋朝考生，因屡考不中，科举失意，又赶上求职无门，于是投奔了西夏李元昊，被封为西夏国师，以灭宋为终身志向。在张元的撺掇下，宋、夏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最惨的一次是好水川之战，宋军伤亡十万余人。定川寨之战时，张元在两国边境留下了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清波杂志》）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前线永兴军的领导们，夏竦，你哪里耸人听闻？韩琦，你哪里出奇？宋廷士大夫不过一群赶大车拍马屁的，妄谈军机大事，你们行吗？鉴于夏竦曾在西北主持军务抵御西夏，文学上造诣又很深，朝廷赠送了“文正”这一谥号。司马光跳出来强烈反对，他说此谥号当至美者当之，夏竦何人，可以当之？在司马光反对质疑下，朝廷对夏竦的谥号重新考虑，改“文庄”。因为这次建言，司马光晋升为集贤院校理。

    庞籍通判太原府时带走了司马光，太原府当时叫并州，地处西北边境，与西夏对峙，辖区内良田被西夏蚕食。庞籍派司马光去巡视，实地考核后司马光提建议说，募民耕之，供应军粮所需，减少从河东运输军粮的费用。庞籍从其策，社会效果明显。后因庞籍麾下大将郭恩私自引兵夜渡河偷袭敌人，结果全军覆没，主要领导庞籍受到牵连，罢官黜职，司马光的靠山轰然倒塌了。顺境变成了绝境，现实面前司马光却神奇地将绝境又变为了顺境。

    司马光并未因庞籍罢黜而离他远去，而是认了干亲，“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