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然后掉过头说：“法罗来了。”

    片刻之后，这位衣着光鲜的法庭调查员就像踩着爵士舞步似的，一颠一颠地进了办公室，向在场的人打招呼，间出了什么事。听说了手机的事后，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情况很重要，但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不想贸然作出猜测。就像格里斯基那样，法罗喜欢用证据去引导推理，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我的确有一些消息。”

    “说来听听。”格里斯基说。

    “关于她的，两件事。从弹道上看——我们在这儿说的是马卡姆夫人头部的伤口——是从后至前的。”

    格里斯基嘴里重复了一遍法罗刚说过的话，然后问道：“那么那枪是放在耳后的位置的，而且子弹是往前走的？斯特劳特说他见过多少回这样自相矛盾的伤情？”

    法罗做了个用意含糊的手势。“你比我更了解他，长官。他偶尔说到过。”

    “这一点很有用。”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另外一件事，她是个左撇子。”

    “斯特劳特是怎么知道的？”

    “他不知道，是我发现了这点。在她的房子里我们找到了一大堆带有左撇子字体的咖啡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世上最好的妈妈’，‘左撇子女王’。还有，她在一些信封上写的字体看起来也是像个左撇子所写的。”

    “但那枪是在她的右手上？”

    “是在靠近她右手的地方，”法罗纠正道，“而不是就在她手上。不管怎么样，射击残余物的鉴定结果有可能在她是否开过枪这事上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调查线索，但这些结果在短期内是不会出来的。”

    “好的，伦，谢谢你。”格里斯基阴沉着脸说，“好的，谢谢你们大家。有任何新的发现和线索，我都想听听。”

    格里斯基不打算加入这种吵吵闹闹的猜谜游戏，但这个最新的证据使他更进一步确信了自己从一开始在对案件定性方面的正确性。卡拉马卡姆的死根本就不是自杀，她不会开枪杀了那只狗，或者她十几岁的孩子。

    这就意味着有人杀了她。他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她死的那天给凶杀案组打的那个电话让人觉得，她知道或者说是怀疑到了杀她丈夫的那个凶手。

    格里斯基关上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手指在办公桌面上叩击着，努力让思绪从这个不成熟的推测中摆脱出来。他告诉自己还没有把情况了解得足够清楚，无法得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推论，更别说是什么结论了。

    不过有一个想法在他头脑中去挥之不去。如果真是有人杀了卡拉，他确信那人也就是杀她丈夫的凶手。他不明白杀这个妻子的动机是什么，不过他也没必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想到了有充足的动机、手段和时机杀死这个丈夫的嫌疑对象。

    该是想办法找出他的时候了。

    肯森下班到家的时候，发现探员格里斯基站在自己家的前门处，缩着头躲避雨水。他客气地打了个招呼，脸上现出疑惑之色。“我想哈迪先生已经取消了这次会面。”

    格里斯基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通常，在他们的委托人有罪的情况下，律师不愿意让委托人跟警方谈话。他告诉我你想跟我们谈谈。”格里斯基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我认为这样我们彼此都可能少费些时间，事情就是这样。”

    寻思了片刻之后，肯森甚至没有向他要一个正当理由，就请格里斯基进了公寓大楼。他住在上菲尔莫尔区一个叫阿尔塔的露天停车场对面的一套经过改建的两居室的公寓房里。公寓楼是一座古板而老旧的三层式建筑，有引人注意的传统的高高的天花板，外露的黑色梁柱，硬木铺就的地板。一扇巨大的、突出墙面的窗户被分成了三个方格，装有旧式的水玻璃，从这儿可以俯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