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哈迪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前门回到家时，屋子里已经没有了灯光，显得黑暗而又寂静。他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力气爬完通向卧室的楼梯，或许就倒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上一觉算了。

    客厅的壁炉里，余烬还散发出一丝火光。他放下手中的公文包，用力地按下墙上的电灯开关，打开天花板上昏暗的顶灯，随后扭着身子脱掉身上的雨衣和西服，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壁炉架上是弗兰妮重新使用壁炉以来所收集的一些装饰性的玻璃大象，一溜排开放在仙人掌盆景旁边。他已经习惯性地几乎每天都要把它们重新排列一下——这似乎是一种没有规则和棋盘的国际象棋游戏，成了他和妻子之间的某种联系方式。好像还有一点点实际作用。在孩子们，她的学校和自己的工作之间，有时他认为他们几乎需要预约才能见个面。如果没有一成不变的礼仪式的约会夜，他们就会完全失去对方的消息。因此，他把那些大象移动了几步。

    余烬还在燃烧，柴堆垮塌时散落出一丛火星。哈迪伸出一只胳膊靠在壁炉架上，头搁在胳膊上打起盹来。过了一会儿，他猛然醒来，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坐在了柔软的脚凳上，胳膊肘撑着膝盖，呆呆地盯着壁炉中的最后一丝余光。

    “我想我是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弗兰妮裹着一件白色的土耳其式浴袍，还是一年前他们最后一次周末外出度假时在纳帕买的。她走了过来，把自己塞进了他给她让出的一点空间里，紧挨着他坐了下来，用手在他的后背上抚摩着。

    “你起来干什么？”他问道。

    “摩西和苏珊才刚走了一会儿，”她说，“我就没有睡着。”

    “摩西和苏珊？他们来这儿做什么？”

    “还有科伦和霍莉。显然是你跟他们说的，为了他们俩能够外出，我们今晚会帮他们照看孩子。”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这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件美事了，但下一次你或许应该事先让我知道，尤其是你不准备待在家里的时候。”

    他垂下脑袋，无力地摇了摇头。“我能说什么呢？我真是个白痴，抱歉。”

    “知道抱歉就好。”她的手继续在他的背上抚摩着。她没有就这件事情跟他发脾气，“但没关系，”她接着说，“没什么事，一切都很好。幸运的是我正好在家，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声，阿布来过电话。还有一个叫瑞贝卡的女人，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你。”

    要是在今天早些时候听到这些消息，他或许会很感兴趣。但此刻，这只能让人觉得更像是加班。“她是波托拉医院的一个护士，我今天跟她谈过话。这是个新案子。”他仍然对格里斯基背着他去询问他的委托人这事耿耿于怀。他尽量不让话音之中显露出自己的怒气。“阿布想说什么？”

    “他说你会知道的。”

    哈迪揣摩了片刻。“他撒谎。”他应该对她作出一大堆解释吗？但她的抚摩让他觉得很是享受。此刻他们待在一起，感觉真好。他微微地将身子靠在她的怀里。“他在我对他讲过不要那样做之后，仍然从我的委托人那里取得了一份证词。全是法官审案似的逼问，火药味十足。或许他发现我的当事人根本没有干过，想跟我说声对不起。不过我怀疑不是这事。”

    “他一定是认为你的委托人做过什么。”这始终都是个问题。自从哈迪当上辩护律师，她就对这样一种现实感到不快，就是跟她丈夫打交道的不仅仅是那些遭到犯罪指控的人，而且常常是那些确实犯了罪的人。如果指控看起来就像是一对二重唱演员那样你唱我和地上演，要么是偷窃，要么是欺诈之类的事情，那情况还不是太糟。不过如果是谋杀案，弗兰妮就会因为她头脑中这个不合理的论断而感到担忧，即任何杀过人的人都有可能迁怒于别人——按她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律师——并且再次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