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日，上海市有关领导与荣毅仁谈话，荣说：“不谈大道理，谈小道理，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两年后，侥幸过关的荣毅仁被调离上海，赴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所谓“荣盛小集团”到1983年才被平反。盛康年因为思想包袱很重，成天闷闷不乐，吃烂酒，于1965年10月因食道癌去世，年仅51岁。）

    到1957年底，开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这五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占世界份额为5.5%。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并列为工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国的经济总量相近，而后来崛起的韩国，此时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中国的山东省。（到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

    毛泽东认为，速度还可以更快一点。早在1956年8月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他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1957年可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这时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是50到60年。

    1957年的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紧迫感。11月，他第二次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将在15年后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毛应声回答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正是在这种热烈的赶超情绪下，一个新的名词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又出现了“跃进”这个名词：“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毛泽东对这两篇社论十分欣赏，盛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就这样，“大跃进”成了下一个年份最嘹亮、最激进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