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悲剧性的是，在工农业持续滑坡的同时，中国还试图把自己与世界经济彻底隔绝开来。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论。文章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1950年至1958年，先后发行过6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48.2亿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提法，一度让很多国人引为骄傲。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举国战略”的又一次成功。

    到1968年，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各地该造的反都造完了，武斗也得到了初步的制止。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口”问题，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总不能每天都开批斗会，让他们交代莫须有的罪行；二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该怎么处置，由于国民经济空前萧条，停产或半停产的工厂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无书可读的青年学生在城市里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失业洪水”，他们随时准备去冲毁任何社会秩序，他们对后果的考虑就是“不计后果”。

    于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被发明了出来。

    1968年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这被称为“五七指示”。）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疏散人口的经验，10月《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各省市地县开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这一“干校制度”前后延续了十一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山下乡运动则“解决”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据胡鞍钢的研究，自文革爆发后，各校“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仅66届、67届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超过1000万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各行各业停产、半停产，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业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1966、1967、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被送到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农村。（据《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和定宜庄的考据，毛泽东在1956年的农村合作社运动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原本是针对那些家在农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