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女红卫兵们冲到位于北太平庄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批斗荣毅仁，把他和妻子杨鉴清的头发剃成了“阴阳头”（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做法，把头发剃一半、留一半，以示羞辱）。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殴打成脑震荡。红卫兵还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在批斗空隙，荣毅仁偷偷给纺织部的一个秘书打电话，用上海话说，“你赶快向部里反映，我实在吃不消了。”

    当时担任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得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做了报告。纺织部一开始想把荣毅仁送到北京医院躲起来，不料医院院长回复说，“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钱之光只好给总理办公室送了“特急件”。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钱之光被周恩来总理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总理交代说：“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钱之光回到纺织部，就跟陈锦华等人商量对策。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面的红卫兵。他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他带人连夜开赶到荣毅仁家里去，以开批斗会的名义把荣救出来。此计甚灵，居然真的把女红卫兵们连哄带骗地撵走了。

    这些人一撤，荣毅仁提出赶紧把妻子杨鉴清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先是高呼了一番革命口号，然后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这才答应赶紧医治，杨鉴清的命总算保下。

    对于荣毅仁一家来说，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不久后，保护他的钱之光、陈锦华等人也被打倒了。荣毅仁一次次被批斗，他的左眼因延误治疗而致失明。1968年之后，他被送到全国工商联机关劳动改造，先是在锅炉房里运煤，后来专职打扫厕所。与他一起干活的是上海滩时期的老相识、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记载说，“荣毅仁干得很认真，马桶有尿碱，他就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他的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十分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干就是八年，荣智健日后回忆说，“我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氧气瓶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

    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对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

    文革爆发后，很多地方减少甚至完全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要求农民献出自留地、宅旁地和自有果树，当时称为“三献”，严格控制农民发展饲养业，每个农户只能养一头猪，每人只能养一只鸡，此外还限制农民外出从事手工活动，木匠、铁匠和小商贩都被当成是“野马副业”、“单干副业”受到禁止。9月24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强调小商小贩“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

    到了1968年，政策更加趋于收紧，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提要“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