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及时赶上1点钟的那班航班。他把汉诺威至伦敦的机票改成科隆至伦敦，办完登机手续，信步走向集散大厅一边的一排铁制行李寄存箱。他取出那把铁钥匙，插入第47号储物箱，里面有一只黑色帆布包，他取了出来。

    “我想还是让我来提这只包吧，谢谢你，麦克里迪先生。”

    他转过身。西德联邦情报局行动部副主任站在10码开外的地方。两名大个子绅士站在稍远一点的两翼。一个在审视自己的指甲，另一个在凝视天花板，似乎想寻找裂缝。

    “哦，是赫尔曼博士呀，很高兴见到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科隆来的？”

    “是这只包……如果你愿意的话，麦克里迪先生。”

    那只包被递了过去。赫尔曼又把它传给了他手下的其中一名特工。他说出来的话很客气。

    “来吧，麦克里迪先生，我们德国人是很好客的。让我陪你上飞机。你不想错过这班飞机的。”

    他们走向护照检查处。

    “我的某一位同事……”赫尔曼提议说。

    “他不会回来了，赫尔曼博士。”

    “啊，可怜的人啊。但这样也好。”

    他们走到护照检查处。赫尔曼博士掏出一只卡，朝移民局检查官晃了晃，于是他们进去了。当航班开始登机时，麦克里迪被陪同着来到了客机的舱门边。

    “麦克里迪先生。”

    麦克里迪在门口转过身来。赫尔曼最后露出了笑容。

    “我们也知道如何去窃听国境对面的无线电通讯。祝你旅途愉快，麦克里迪先生。代我向伦敦同行问好。”

    一个星期后，那个消息传到了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潘克拉丁将军被调走了。今后他将负责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座军事监狱。

    中情局女特工克劳迪亚·斯图尔特是从驻莫斯科使馆的那位男同事那里获悉的。当军事分析员们在研究那本《苏军战争计划书》的时候，她仍沉浸在来自头号人物的赞赏声中。她准备以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方法来看待这位苏联将军。因此在食堂里吃中饭时，她向克里斯·阿普尔亚德评论说：“潘克拉丁保住了性命和军衔。比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铅矿里服苦役好得多了。而对我们来说，嗯，这比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一栋公寓楼便宜得多了。”

    幕间休息一

    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意见听取会继续召开。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但私下里却希望整个事件能得以尽快结束。与坐在他两侧的那两位处长一样，他也有工作要做。

    “谢谢你为我们提醒了1985年的事件，”他说，“虽然我感觉到有人也许会指出，对情报界来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丹尼斯·冈特并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他有权回忆他的科长在谍报生涯中的任何插曲，以试图说服委员会建议领导改变决定。他也知道蒂莫西·爱德华兹去提出建议的可能性很小，但到意见听取会结束时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而且他希望能感动那两位处长。他站起身，走到档案科的文员那里，向他要另一份卷宗。

    山姆·麦克里迪感到闷热，也有点厌烦了。与冈特不同，他知道他的前途渺茫。他坚持要求召开一次意见听取会纯粹是出于对抗。他把身体靠向椅背，让思绪飘移开去。不管丹尼斯·冈特要说什么，反正那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已经有30年了，他一直在世纪大厦和秘密情报局这个小天地里度过，就像是他的全部生涯。他甚至已经不止一次地纳闷过，当初为什么会进入这个奇异的阴影中的天地。他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背景从来不曾使他指望过有一天他会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