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1939年春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是伦敦南部一名牛奶工人的儿子。他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只有一两个零星的记忆片断。

    自1940年法国沦陷后，当德国空军对英国首都实施夏季的大规模空袭时，襁褓中的他与母亲一起被疏散出伦敦。当时的情景他是没有一丝一毫印象的，那全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他们于1940年秋天回到了在贫困但干净的诺布利街上的那座小小的房子里，但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参军上战场了。

    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家里有一张父母的结婚相片。她披着一身白纱，还拿着花束。她身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身材挺拔，穿着一套得体的深色西服，钮扣孔里还插着一株石竹花。照片放在壁炉架上面的一只银镜框里，而且母亲每天要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后来，又有一张照片放在了壁炉架上的另一头。那是一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身穿一件中士军服。

    他的母亲每天出门，搭乘公交车去为那些中产阶级的富人家里打扫卫生。她还带来要洗涤的衣物被褥；他还能记起家里的小厨房总是蒸汽腾腾的，因为她全夜忙碌着，为的是到早上时能做好准备。

    有一次，那肯定是1944年，那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回家来，一把抱起他把他举到了空中，而他则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后来他又离家加入诺曼底海滩的登陆部队，并在进攻卡昂时阵亡。山姆记得那年的夏天母亲一直在哭泣，而他努力想对她说一些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也跟着哭了起来，虽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哭。

    第二年1月，他开始上幼儿园，这样他母亲就可以每天去克罗伊顿，用不着把他托给维阿姨照看了。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维阿姨在街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常常让他把手指头伸到果汁缸里浸一下再放到嘴里去舔。那一年的春天，德国的V-1火箭开始雨点般地袭击伦敦，是从被他们当做跳板的低地国家发射的。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也就是他6岁生日的前一天，一个身着空袭民防队员制服的人来到了幼儿园，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钢盔，手里提着一副防毒面具。

    那天曾有过一场空袭，孩子们是在地窖里度过上午的，这比上课有趣得多了。当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回到了教室里。

    来人与女国长进行了一番耳语交谈，然后她把他叫出教室，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了教室后面她自己的起居室里，给他吃饼干。幼小的他等在那个房间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直至巴纳多博士派来的那位好心人到来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后来，他们告诉他，那里已经没有银框相片了，他的家已被炸成了废墟。

    他在巴纳多孤儿院里勤奋学习，通过了全部考试，并作为一名小鬼加入了陆军。18岁那年，他被派往马来亚，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由英国人和恐怖分子之间的未经宣布的丛林战。他被分配到情报处任一名办事员。

    一天，他去向他的处长提出了一项建议。这位上校处长是一名职业情报官，听了后立即说，“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于是他写成了一份书面报告。

    在当地的马来华人帮助下，反间谍人员抓住了恐怖分子的一名头目。麦克里迪建议把假情报透露到华人居住区，说那人已全盘招认，并将择日解往新加坡。

    当恐怖分子朝押送车队发起袭击时，那辆囚车原来里面有装甲，还暗藏着几挺架在三角架上的机关枪。伏击战结束时，共有16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20几名受伤。后来，马来侦察员们清剿了其余的恐怖分子。山姆·麦克里迪又在科隆坡继续当了一年情报员，然后退伍回到了英国。他交给处长的那份建议报告当然是存档了，但某个部门的某个人肯定看到过它。

    当他在劳务交易所（那时候不叫劳务市场）排队等待时，他感觉到手臂上被拍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