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诗刊》1958年第3期）一文。文中这样斥责：

    《贾桂香》一诗里，作者射出更为恶毒的子弹。他打着攻击官僚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把我们党团基层组织描写成漆黑一团，对社会主义制度倾泄了深刻的仇恨。

    作者不仅把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恶毒的歪曲，一切都是畸形的，病态的，黑暗的；并且还无中生有地大肆捏造。例如，贾桂香去找王禄场长（按：诗中并无“王禄”之名），可是“只许场长批评”，“不听小贾半点情况”，“场长把桌子拍得山响”，她受了场长训斥，又去找上级时，却被“团支书拦在门坎上”，直到贾桂香被折磨到死。作者把我们的基层党团组织描写成地狱一般，邵燕祥并不就此罢休，他进一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出了反动的叫嚣：“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这里，作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的感情思想，真是昭然若揭，不打自招了。

    显然，批判者脑袋乱了，运用的是颠倒的逻辑：直接间接对贾桂香之死应负责的人，一律无罪；揭露和抨击这种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诗人，立场反动。如今历史已翻过一页，对于曾经操刀动笔的批判者，自然不必苛责，因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浸泡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文学批评可以随时变成“真理在手”的政治判决书。邵燕祥当时已被打入另册，失去了话语权，只有在心中慨叹：“这样的文章在一个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时候，我没有发言。不是我没有什么可说，而是我已被置于剥夺了申辩权的被告的席位。”（《读书》1980年第4期）

    邵燕祥作为热血青年，作为理想主义者，一旦因诗获罪，便被投入了“思想改造”的炼狱。他承受着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心灵煎熬，也曾有过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为了摆脱“被告的地位”，他不停地检讨自己，扭曲自己，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为社会“所用”；另一方面，又心存不满：“我亦革命者，你亦革命者，为什么你有权处置我，而我竟然无辩白余地？”“我也是一个人，跟你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天生也有做人的根本权利，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权利，让我屈辱地俯首听命？”（《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在“驯服工具”与道德良知之间的挣扎，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痛苦并非发生在邵燕祥一个人身上，不少和他命运相似的作家，都有过整个人格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他们成了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这种罹难继续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贾桂香》依然是不断要算的老账。在1969年7月10日的一次批斗会上，就有这样的简要记录：

    邵的《贾桂香》，血淋淋的控诉。等于说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邵的诗中，这是最动感情的一首。动了哪个阶级的感情？控诉了哪个社会？

    “会上的批评组成一张网”，是说无中生有的批评，“人言可畏”。

    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描写，如怀孕还叫抬筐，不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从周围的人到团支部都让她检查。场长。团支书。漆黑一片，那样残酷。所有的人都不像她爱人那样关心她。作者的态度：控诉。

    拿到帝修反国家，香港、台湾，是最受欢迎的材料。

    ……邵不顾一切地撕破了自己的画皮，跳了出来，与社会上的右派结成同伙，上下配合，互相支持……还觉得配合得不过瘾。觉得煽风点火劲还不足。“贾”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扼杀了贾桂香。田汉还只为演员青春请命，邵以“贾”进行控诉。出格的、得力的干将。配合非常紧，心领神会，默契。邵。邓拓。王实味。

    （邵燕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