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申小甲一起去学拖拉机，他无理撤下亚男的指标，并偷来申小甲的日记要挟亚男。亚男一怒之下与他决裂，同时也苏醒了对申小甲的爱情。王必好串通另一个团支委孔玉成，非法开除了亚男的团籍。“布谷鸟”哑然了。王必好和孔玉成以权谋私的行为引起社员们的不满，也引起了老党员郭家林的注意。支部书记方宝山只关心生产不关心社员生活，郭家林用激将法使他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偏颇。他们严厉批评、处分了王必好和孔玉成，支持童亚男去学拖拉机。亚男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获得了与申小甲的爱情，“布谷鸟”的歌声又响起来了。该剧反映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现实，但全剧充满着农村的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赞扬了青年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对真正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尤其在对女主人公童亚男的刻画上，一扫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把她活泼、热情、敢爱、敢恨的性格描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深受观众喜爱。有人说《布》剧“是一部优美的、横溢着生活激情和劳动欢乐的抒情喜剧”，“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中的好作品之一”。有人说，作者通过对“布谷鸟”和她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江南沃野在农村合作化以后欣欣向荣的生活图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摆脱了压迫和剥削的农村青年新型性格的光辉”。1957年6月6日，吴强在《文汇报》发表《看了〈布谷鸟又叫了〉》一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作品：“这个戏不落陈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这个戏的创作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生命力。谈到该剧的创作，作者说：“1955年到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我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到苏南、苏北的一些农村去体验生活，我不仅被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所深深感动，也看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阻力和干扰。我想，从与阶级敌人破坏合作化运动作斗争的角度，来歌颂合作化道路的作品已经不少了，而从与人民内部的旧思想、旧作风作斗争的角度，来歌颂走合作化道路的作品还不多，于是，我就试图通过青年男女的生活、爱情、劳动与理想等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用喜剧的形式，揭示‘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贝’、‘要关心人’这个主题思想。”（《关于〈布谷鸟又叫了〉一些创作情况》，《剧本》1958年5月号）

    该剧于1956年6月由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首演，导演漠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也于这一年上演了此剧，导演黄佐临，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该剧在全国广为上演，并被改编为歌剧、戏曲和拍成电影。

    黎弘（即刘川）看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布》剧之后非常激动，在1957年6月11日的《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作《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文章借对《布》剧的评论对当时戏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诸如戏剧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文中说：“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这话说得虽有些刻薄，却也道出了公式概念统治舞台时期的一定情况。观众、批评家和剧作者自己都忍不住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能不能写出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第四种剧本呢？”这段话后来被人歪曲为刘川反对写工农兵。实际上，刘川的观点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