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认为《布》剧“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就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它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主题虽然不够集中，但有积极意义。作者对旧意识残余的抨击是有力的，对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是善意的，在探索掌握多种喜剧因素的结合，对待落后现象的讽刺、嘲笑的分寸上是恰如其分的，这种热情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经验。”在对作品作政治结论时，他认为“应该特别慎重，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互相探讨的说理态度，不应该随便扣帽子”。他特别尖锐批评姚文元的评论属于“庸俗社会学的典型例子”。

    陈恭敏的文章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一年后，姚文元又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摆出一副学阀的样子，给陈恭敏横加了许多罪名，说：“陈恭敏所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是错误地夸大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反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在批判‘简单化、脸谱化’的借口下，反对文学作品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反对对人物性格作阶级分析，反对文学作品创造优秀的正面人物形象；把生活中非本质的现象同本质的现象混淆起来，反对典型化，反对对生活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否认社会主义文学要以歌颂光明为主……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的表现，它说明陈恭敏同志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很深的侵蚀。”姚文元在这里显然不是在评价文学作品和辩论问题，而是在对陈恭敏和《布》剧做最后的政治宣判。果然，从那以后，《布》剧成了毋庸置疑的毒草，改编的电影被迫停映，陈恭敏的发言权也被剥夺。本来，陈恭敏在读了姚文元第二篇文章之后，又写了《给姚文元同志的公开信》进行答辩。可是当时的形势使陈恭敏的公开信已无处“公开”了。

    随着《布》剧的被围剿，《同甘共苦》、《洞箫横吹》等作品也一同被批判，均遭到灭顶之灾。《第四种剧本》一文的作者黎弘也险些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1962年“广州会议”期间，林默涵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布谷鸟又叫了》和《洞箫横吹》平了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陈毅激愤地说：“干部就批评不得？！县委书记的老虎屁股就摸不得？！”然而，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剧本再次被打成“毒草”，改编的电影被江青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片，有关人员（包括陈恭敏）均受到株连迫害。海默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恢复名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反革命”，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布》剧才真正获得了平反，作者也获得了彻底解放。

    （刘平撰）

    岳野：《同甘共苦》，《剧本》1956年第10期

    海默：《洞箫横吹》，《剧本》1956年第11期

    吴强：《看了〈布谷鸟又叫了〉》，《文汇报》1957年6月6日

    黎弘（刘川）：《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南京日报》1957年6月11日

    刘学勤等：《〈布谷鸟又叫了〉是个什么戏？》，《文艺报》1958年第22期

    姚文元：《从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剧本》1958年第12期

    陈恭敏：《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及其批评的探讨》，《剧本》195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