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停止”。的确是“几乎”，然而并没有完全停止。因为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创作才是他内心世界最好的表达方式。

    1957年初，文坛有了一些宽松的文化环境，一些刊物也主动向穆旦约稿。他重新拿起笔，把自己改造的体验，写成了《葬歌》一诗，发表在《诗刊》1957年第5期上。

    《葬歌》是穆旦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内心分裂、矛盾、疑惑和反思的典型诗例。一方面，面对新时代的巨大社会变迁，诗人在理智上意识到并且努力想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所以“我”决计埋葬旧我，“让我以眼泪洗身，／先感到忏悔的喜欢”；而另一方面，诗人又对这种“自我”的不断丧失，提出了尖锐地质疑：

    ……

    “希望”是不是骗我？

    我怎能把一切抛下？

    要是把“我”也失掉了，

    哪儿去找温暖的家？

    所以，作为一个诗人，尽管“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葬歌》无疑是在表现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痛苦的精神历程。与当时流行的口号标语式的做诗法不同，《葬歌》将“希望”、“回忆”、“爱情”、“信念”等抽象的感情拟人化，使它们对“我”进行“呼喊”，“规劝”，“援助”，同时展现“我”的矛盾的心理。在诗的末尾，穆旦明确地表达了改造的决心：

    这总归不过是

    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

    他的包袱很重，你们都已看到；他决心

    和你们并肩前进，这儿表出他的欢乐。

    ……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

    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穆旦晚年时谈及此诗，仍认为“那时的人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那种既渴望迎接崭新的生活又希望保持知识分子良知的矛盾状态，体现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最典型的无疑是何其芳的和穆旦的《葬歌》。二者都在于真实地呈现了内心世界的挣扎和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灵魂史和思想史。杜运燮就认为穆旦“朴实地表达了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决心改造旧世界观的真诚心情”，但他“不是简单化地表达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决心，而是细致地形象化地剖析他下这个决心‘曲折’思想斗争过程。”尽管穆旦处理的也是当时普遍的知识分子改造题材，但处理的方式仍然是穆旦式的。

    穆旦由于在“肃反运动”中就受到过冲击，因而对“整风”、“鸣放”持谨慎态度。但他还是禁不住1957年上半年“早春天气”的“诱惑”，在《诗刊》、《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了包括《葬歌》在内的九首诗歌。这是他自1948年发表《诗四首》以来，经过八年多的沉寂后重新在新诗坛亮相，也是第一次在新中国发表诗歌创作。当然，他很快为自己的“不谨慎”而付出代价。

    从1957年9月开始，穆旦的诗歌相继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受到批判。

    黎之发表在《诗刊》1957年第9期上《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的文章中，把穆旦的诗作为一种不良倾向加以批判。他认为穆旦的“一些诗流露了比较严重的灰暗情绪”，而“在《诗刊》5月号上发表的《葬歌》好像是他那种灰暗悲哀心情的解剖”。于是，他这样批评道：

    《葬歌》是作者埋葬故“我”的挽歌。他把知识分子的改造比着一条“长长的阴暗甬道”，而作者似乎还在这个“甬道”里彷徨。因而，他感到“冷漠”、“孤寂”、“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