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觉得过去“七窍流着毒血，沾一沾，我就会瘫痪”。而对未来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写道：“‘希望’是不是骗我？要是把我也失掉了，／我怎能把一切都抛下？哪儿去找温暖的家？”这里作者的心情充满了矛盾，既说旧“我”“七窍流着毒血”——这种描写本身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描写得那样阴森可怕，而又怕“希望”欺骗了他。这难道是对旧我的“葬歌”吗？我看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污蔑了。

    李树尔的《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诗刊》1958年第8期）则称：“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它的本质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作品”。在对《葬歌》一诗断章取义的一番剖解后，李树尔进而联系时事，对穆旦进行政治上的诬陷，他说：

    这些东西已经足够说明穆旦所贩卖的是何等货色了。这首诗在去年《诗刊》五月号发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不久以前，右派分子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企图鼓动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党、反对思想改造的。请问穆旦的企图如何？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了，想把思想改造说成是“恐惧”的，借以号召人们不要把“我”失掉，因为这样会“失掉温暖的家”，并且暗示人们要改造，也不要澈底，只消“讲和”、“忏悔”就够了。或者要埋葬，也不要都埋葬，只消一半就够了。所以，我认为这首诗实际上起着一种麻醉他自己又麻醉别人的一种坏作用，是有毒的！

    在同一时期，穆旦又发表了《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问》、《我的叔父死了》、《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也许”和“一定”》（《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和《九十九家争鸣记》（《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等诗歌。其中，《九十九家争鸣记》也同样遭到了批评。

    戴伯建在《一首歪曲“百家争鸣”的诗——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人民日报》第8版，1957年12月25日）中称：“作者尽管用了隐晦的笔法，但是也不能掩饰它所流露出来的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作者是在“鱼目混珠地借‘批评’某些人不敢放手‘鸣’、‘放’，对整风运动暗施冷箭”，进而暗示穆旦是“右派分子”，在向党“大肆进攻”。

    霍俊明在《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诗歌月刊》2007年第2期）中说：“1957年的穆旦，他所写出的诗歌为那个时代做了最好的注脚或是墓志铭。在那个政治运动席卷一切角落的时候，穆旦同样不能幸免。主动参与也好，迫于形势也罢，穆旦以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分裂在那片荒原上留下了生命的色彩和良知的震撼。”谢冕认为：“穆旦的这种自我拷问是他的诗的一贯而不中断的主题。写于1957年的《葬歌》，写于1976年的《问》，不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都坚持这种无情的审判。……站立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之间，揭示自我的全部复杂性，这是穆旦最动人的诗情。”（《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方稚在《穆旦的“自己的葬歌”》中也认为：“《葬歌》中的‘自己’，为五十年代中国诗坛留下了绝少的真诚而独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那段历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当我们重新品读穆旦的《葬歌》一诗时，不难理解他在那样一种严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真实地记录自己心灵的搏斗，保持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是多么可贵。否则，也就不会引来那样残酷的批判了。

    （王巨川撰）

    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