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揿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玫踮起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江玫坐在床边，用发颤的手揭开了盒盖。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净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

    这里的物象描写，就更加出格甚至犯忌。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宗教基本上被当做愚弄人民的工具，被当做必须反对和批判的封建迷信。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大救星”取代了“救世主”，彼岸的“天国”被置换为现实的“幸福天堂”，当此时也，宗教及其所承诺的“黄金世界”，不仅显得虚妄而多余，而且，实在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在“新时代”的文学叙事中，像“十字架”和“耶稣”这样的宗教形象，已经不允许以赞美甚至中性的态度来描写了。然而，宗璞在写作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禁忌”的存在。她将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意象，与对昔日的爱情的追怀联系到了一起，这虽然符合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情感丰富的大学生的情感逻辑，有助于强化“红豆”所象征的“欢乐和悲哀”，进而赋予这些情感以庄严的色彩和苦难的性质，但却难避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封建宗教迷信的嫌疑。

    然而，把“阶级敌人”写成鬼，或者写得不人不鬼，是新的叙事规约所要求的。与当时流行的叙事模式不同，宗璞在里，一开始并没有把齐虹写成一个形容丑陋而灵魂丑恶的人，而是真实地写出了他的优雅：

    在这寂静的道路上，一个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练琴室走来。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江玫身上活泼的气氛，脸上鲜亮的颜色搅乱了他，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并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根据作者的暗示，齐虹对外部的世界缺乏关注的热情，有利己主义的倾向，但是，他的容貌却是可爱的，气质也是令人好奇甚至着迷的。他懂得音乐，有很高的欣赏能力。他向往纯粹理想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世界，科学的、美的世界”，然而，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却“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对现实中的一切，他都不满，都厌恶。这种青春期焦虑症，其实是很正常的。这种短暂的绝望情绪，很快就会摆脱掉的。然而，作者却代表自己的时代，把一种残缺的世界观强加给了这个“反动的”青年。她让他这样理解“自由”：“人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实在好极了。自己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新的意识形态词典里，“自由”基本上被当做“自私”、“任性”和“个人主义”的同义词。那些歪曲“自由”和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就是通过赋予“自由”以消极的性质来限制它和扼杀它的。宗璞就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对“自由”的这种偏见。她用残缺的“自由”来否定自己笔下的“反面人物”。

    这样一来，宗璞就不可能把齐虹写成一个有尊严、有个性、有思想的人，而是按照自己时代对“自由”的误解甚至否定态度，从而把齐虹写成了一个病态的恨世主义者：

    他们循着没有人迹的长堤走去，因为没有别人而感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