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高兴。江玫抬起她那双会笑的眼睛，悄声说：“齐虹，咱们最好去住在一个没有人的岛上，四面是茫茫的大海，只有你是唯一的人，——”

    齐虹快乐地喊了一声，用手围住她的腰。“那我真愿意！我恨人类！只除了你！”

    宗璞写起两个青年人的爱情感受来，有时真切而细腻，但是，她似乎还不太会写人物的思想，或者说，还没有按照小说内部伦理的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让人物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痛苦。“我恨人类！只除了你！”为什么要“恨人类”？是什么样的伤害记忆使他陷入这种可怕的精神状态？作者根本没有给人物提供替自己辩护的机会，没有让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她只是按照时代的暗示和要求，简单地把他写成这样一个令人费解和厌恶的人。

    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宗璞几乎完全按照时代的外部规约来写了。她让“进步”的萧素对江玫进行革命启蒙，对江玫进行无产阶级人生观教育：“人生的道路，本来不是平坦的。要和坏人斗争，也要和自己斗争——”萧素是这篇小说里的“正面人物”，代表着光明和方向。斗争是她的宗教。对信奉这一宗教的人来讲，所有人的解放和拯救、希望和幸福，全都得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在这种新宗教的教义里，人是被分成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生来就是纯洁的、高尚的，而知识分子则生来就是卑污的、有罪的。

    作为新的规约力量的代表，萧素显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觉悟者和引领者，非常自信地对世界和他人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审判。她称江玫是“小鸟儿”，这与其说表达着亲昵的情感，毋宁说显示着道德上的优越感。她以一种近乎不屑的傲慢态度，对齐虹的品质和人格做了简单化的评价，视之为“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的人，从而将这个人物降低为一个符号，一个“反动”阶级的代表。与此同时，她用新的“革命”理念来引导江玫的生活，试图从灵魂上拯救这个软弱的“迷途者”，使她“真的到我们中间来”：

    萧素停下笔来：“你干什么？小鸟儿？你这样会毁了自己的。看出来了没有？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干吗要折磨自己？结束了吧，你那爱情！真的到我们中间来，我们都欢迎你，爱你——”萧素走过来，用两臂围着江玫的肩。

    “可是，齐虹——”江玫没有完全明白萧素在说什么。

    “什么齐虹！忘掉他！”萧素几乎是生气地喊了起来，“你是个好孩子，好心肠，又聪明能干，可是这爱情会毒死你！忘掉他！答应我！小鸟儿。”

    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见人物之间的不平等，可以感觉到“觉悟者”对“迷途者”强有力的精神主宰。这种违背小说精神的描写，本质上是牺牲小说的内部伦理而向外部规约妥协的结果。这种简单化处理，在对齐虹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齐虹的“脸上的神色愈来愈焦愁，紧张，眼神透漏着一种凶恶”。而人物间的对话纯粹是“阶级斗争”的八股腔，例如齐虹“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的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江玫的回答也同样针锋相对，同样冷酷得让人毛骨悚然：“我宁愿听说你死了，不愿知道你活得不像个人。”这些对话虽然符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念，符合斗争哲学规约下文学叙事的逻辑，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味。

    “冰炭不同器而久”，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江玫终于“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这符合那个时代的叙事规约。但是，现在来看，她对人物的塑造，尤其是对他们的情感冲突的处理，却是简单的，也是缺乏内在深度的。

    然而，即便是这种几乎完全“遵命”的写作，也是不被接受的。因为，用严格的意识形态尺度来衡量，那些温情脉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