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所以，当“文革”汹涌而来时，《红旗谱》被当成了“大毒草”来批判（批判者所持的逻辑是：凡是描写党内错误路线统治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一律属于歌颂错误路线之列），其罪名是“歌颂王明路线”，“歪曲历史事实”，“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等等。冀红文的《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成为对《红旗谱》的前两部发起总攻的第一炮。当天的《河北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这两部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文章称梁斌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员干将，他写了30年代王明错误路线，歌颂了王明叛徒集团，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刘少奇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小说借贾湘农之尸，还王明之魂。并指出，所谓《红旗谱》者，“谱”的是叛徒王明错误路线的黑旗；所谓《播火记》者，“播”的是叛徒王明错误路线的鬼火。号召彻底批判为叛徒王明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之后，《河北日报》连续组织刊发了大量批判《红旗谱》的文章。该小说被下令禁止再版，停止出售，不准借阅。梁斌被戴上“黑作家”的帽子，轮番揪斗，关进了牛棚。但是，他铁骨铮铮，绝不说违心的话——当造反派问他《红旗谱》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梁斌坚决回答：“不是！”一次，有个造反派叫他站在高凳上，一脚踹倒凳子，将他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问他承不承认，梁斌爬起来依然坚决回答：“不是！”

    陈思和在中说：“如果不是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作家可能是毕其一生的精力来完成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长卷。但由于60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共党内路线的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作家们遭受的残酷迫害，以致许多鸿篇巨构未能完成，即使有的作家挣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继续完成创作计划，但由于作家精力和体力都受到严重摧残，无力在现实的经验教训中重新反思历史和认识历史，使原来的创作冲破当时的时代共名的束缚，以追求达到新的认识水平。所以，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后几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往往不及第一部。”梁斌在“文革”后出版的《红旗谱》第三部，在艺术和思想上都缺乏亮点，另外，他计划的另外两部作品，也由于作家体力不及等原因而搁浅。

    评论界对于《红旗谱》的研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它1957年出版开始，曾掀起三次研究高潮：第一次高潮集中于从出版到1959年年底，这一时期的评论主要集中于《红旗谱》的时代背景、主题、人物形象、思想意义等相对表层的探讨上；第二次高潮出现于“文革”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作品的艺术风格；也有人专门对其版本进行研究；第三次高潮，以《梁斌新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时期的研究由单一文本的阐释走向了多方位、深向度的交叉学科研究。有人从叙事学对其研究，例如程文超从叙事角度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叙事者。他认为就文本分析来看，《红旗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复仇故事，作家陷入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两种叙述套路难以“结合”的尴尬中；也有人从家族小说的叙事角度入手研究《红旗谱》，认为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红旗谱》一向被视为反映农民革命的史诗作品，但如果从其表现阶级斗争和家族仇恨的双重主题等多方面来看，“它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家族小说的传统，成为十七年时期家族叙事的典型。”此外，其他论者也从比较文学、文化、美学、经济学，甚至借鉴社会史学家的观点对作品进行观照与研究。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文本，《红旗谱》也将是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