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论〈红旗谱〉》，1959年第8期）。阎纲也指出，作品“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农民反抗斗争中的阶级友情和他们相依为命的团结一致的传统美德，而且被反映得那么深沉，那么富有农民阶级的人情味，从而满有说服力地显示出革命的农民阶级强大的生命力和终将胜利的历史前途”（《刻骨的仇恨，韧性的战斗》，《新港》1964年第3期）。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其中以朱老忠最为人们所称道。对于朱老忠的看法，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一个集中了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农民英雄典型。冯牧等就认为：“朱老忠这一典型，不仅是一个普通贫雇农的典型，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兼具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冯牧、黄昭彦《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小说还塑造了严志和这个“地道的农民”形象。这是个具有二重性格的复杂人物，作为朱老忠的衬托，收到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应。除了这两个第二代农民形象的典型外，作为第一代农民形象的朱老巩、严老祥，第三代人物的运涛、江涛、大贵、春兰等，也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使人历久难忘。梁斌塑造的这些农民英雄形象，都植根于广袤的冀中大地，都继承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传统精神，闪耀着我们民族的性格风采。《红旗谱》也因此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性的作品。

    《红旗谱》除了在人物塑造方面具有突出成就外，其民族化的艺术描写，也常被评论者们津津乐道：在写人方面，它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技法，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如朱老忠回乡在保定客店遇严志和及安家后春兰探望一节，人物的动作和对话，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在情节的提炼和安排上，作品还借鉴了“一石三鸟”的传统手法，全方位地刻画人物。如“脯红鸟事件”所形成的冲击波，就牵动了各个层面的人物；作品还采用了“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连”的结构方式，以两个大故事辐射全书，三个主要人物贯穿首尾，形成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体现了宏观的整体美。同时，从微观上观照，某些章节又可各自独立、自成格局，与某些古典小说一脉相承；此外，小说语言也熔古典文学与新文学语言之精华于一炉，从人物对话到叙事写景，都通俗简洁，流畅自然，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梁斌写作《红旗谱》，正如陈思和在中所说，是作家自觉地与时代共鸣，写作的意义来自于“使文学作品体现强烈的政治目的”。梁斌谈自己在《红旗谱》的创作时也宣称：“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虽然《红旗谱》的主题思想体现了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其叙事的机制，却并没有被政治话语所左右。程光炜在《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中认为：“使《红旗谱》从一个流传民间的复仇故事变成领导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叙事性作品的并不只是政治因素，还有某些非政治的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主流文化和文学文本之间，不同话语之间交流和摩擦互动的历史。”由于这个原因，《红旗谱》作为革命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个人与宏大叙事摩擦互动的结果。

    《红旗谱》在题旨上，和历史上党内路线斗争，并没有太大关系，不过，因为它使用的素材，例如“保二师学潮”，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一次具体实践（作者在写作时其实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关于政策问题曾经过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