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还是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参加纪念“三一八”游行。后来戴愉叛变党组织，许宁、侯瑞等革命学生被捕。卢嘉川为躲避敌人追捕来到林道静的住处。当林道静替卢嘉川送信时，余永泽在家里见到了卢嘉川，他出于自私和嫉恨的心理赶出了卢嘉川，结果卢嘉川被捕。林道静终于明白不是一条政治道路上的“伴侣”是无法在一起的，终于选择了和余永泽分手。

    卢嘉川、许宁等进步学生和人士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一些革命者被杀害了。林道静与所有进步朋友失去了联系，但想起卢嘉川对她说过的话，她又振奋起来。她把卢嘉川留下的一包宣传品拿出来，利用夜间到大小胡同张贴和散发。后因戴愉的出卖而遭被捕。在王晓燕的父亲和她的朋友帮助和掩护下，林道静逃出了北平，来到定县当上了小学教员。在这里，她遇到了地下党员江华，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积极参与了农民抢收麦子的行动。由于革命活动暴露，林道静回到北平后又被捕。在同志们的营救下，林道静被保释出狱。组织上根据林道静在狱中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学生工作，组织爱国斗争。她动员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积极参与为扩大“一二·九”成果而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林道静与侯瑞及其他党员、积极分子们，分头负责组织，秘密动员了一批北大同学去参加游行示威。在游行队伍中，她首先看见了一度不问政治的李槐英，看见了王晓燕的父母，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陆续涌到了游行队伍中来。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不停地前进。

    小说带有相当的写实性成分，甚至有一定的自传性因素。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林道静这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和成长经历，充分展现出她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弱点，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过程。林道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参加革命的。对于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爱情的软弱、缠绵；一是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和某些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描写，既有一种直面真实的说服力，也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的道理。这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像“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等迥然不同，这也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高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但不同意见很快出现，从而引发了争议。1959年，青年批评家郭开相继在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张虹在第四期《中国青年》上发表《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的文章，就作品的主人公形象与思想内容提出了批评性乃至否定性的看法，由此引起了文艺界的讨论与争鸣。《中国青年》和《文艺报》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何其芳的《〈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马铁丁的《论〈青春之歌〉及其争论》（《文艺报》1959年第9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