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品持否定态度的人，主要观点是认为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现了主人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如郭开就指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小说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也没有很好地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还有人认为，作品对林道静爱情生活的描写，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

    对作品持肯定态度的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作者确实是把林道静当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暴露，但目的是为了批判，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在林道静身上，一方面是革命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消极因素的不断减少；她的思想感情已经经历并且还要继续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党章上所规定的，她都做到了，并没有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作品按照自身特点所规定的情节，表现了与工农的结合，它没有必要，更没有可能去完成额外的任务。至于林道静爱情生活的描写所产生的副作用，那是由于时代不同和读者误解而产生的，并不是作品本身的缺点。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中，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具体说明了应该怎样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评价这部作品。他指出：“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青春之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思想内容上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艺术表现方面还有需要提高之处，因而，像郭开同志那样全盘地否定它，而且从思想上否定它，是不对的。”

    1960年初，《中国青年报》还进行了“怎样正确认识余永泽这个人”的讨论，对有些人把余永泽当做“梦中的情人”、“温柔的丈夫”、“民主”和“人情”的化身等观点，提出了批评。橘子的《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1960年2月3日）的文章，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性综述。

    这场讨论之后，作者对小说作了某些修改，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作者也结合讨论，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先后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等等。

    “文革”期间，小说与电影《青春之歌》都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作品被一些批判者说成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全国许多报刊持续发表批判文章，作者因此也受到了斗争，并被限制了自由。直到粉碎“四人帮”，才与其他作家一起获得解放，作品也于1978年再次出版。

    在新时期之后，一些青年读者在阅读《青春之歌》时要提出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反馈到了作者那里，杨沫在1992年的《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就此说道：“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