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代表了一种政治态度、道德行为。三者中，排第一位的是政治态度，即“政治第一性”。由于这个原因，作家们的创作主题单一，主要集中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社会主题的揭示上，不思考人生、生命、人性等人的文学主题。这种创作方式改造和扭曲了作家的生活发现，逼使个人话语向国家话语转换，留下了深深的意识形态改造和规定个人抒情话语的历史痕迹。周而复自己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上海的早晨》“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由于这个原因，这部作品的创作，其实是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具有“两面性”的论断的图解——“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由于作家对他所反映的社会运动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也不允许超越这些社会运动本身的政治性质，因而作品的主题也就难免要局限在这些社会运动的理论政策范围之内，很难有更深更新的挖掘和开拓。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上海的早晨》的主题思想的肯定，要高于对其艺术性的评价。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上海的早晨》不像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将城市“车间”化，而是将笔触伸到了活生生的生活中，对生活的原生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写，比如出现了“舞厅”、“名车”、“西点”、“花园洋房”等现代城市意象，另外，也渲染出了城市富有阶层男女的颓废色彩，对都市里金钱、权力、色相所构成的巨大诱惑，以及人无力拒绝诱惑而表现出的颓废倾向，作了精彩的刻画。这些，都是当时同类题材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谓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点亮色。

    《上海的早晨》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群像。这些形象中，以全书的主人公、沪江纱厂的董事长徐义德刻画得最为突出：他狡诈险恶、老奸巨猾，被称作“十里洋场”的“铁算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其反动落后以及贪婪的一面。作者对这一主要人物的描写，没有流于简单的揭露和批判，而是通过多种手法作多侧面的展现。既写其经济活动——将徐义德作为沪江纱厂的董事长，在与工厂、工人的关系中描写这个人物；又写其政治活动——为了抗拒改造，他制造“三停”来破坏“五反”，策划“私私合营”来阻碍“公私合营”；既写其社会生活——将徐义德作为“星二聚餐会”的成员，将他放在与政府和其他资本家的关系中来描写他；又写其家庭生活——将徐义德放在家庭生活中，通过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来塑造这一形象。另外，作者也力图表现其“两面性”的另一面：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在日益提高觉悟的广大工人面前，徐义德常常能感到灵魂的震颤，表现出受到强大压力后的某种觉醒；在“五反”运动中，他坦自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提出几条爱国守法的保证；他还决定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他内心的焦灼以及性格的矛盾性，时时可见。可以看出，作家在努力地运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多层次、多侧面地来塑造这个形象，力图将他由“扁形人物”塑造成“圆形人物”。除了徐义德之外，《上海的早晨》还刻画了其他有血有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资本家形象：如猖狂狠毒、虚伪无耻和精于投机的朱延年；年轻好胜、追求光明的马慕韩；老成持重、谨小慎微的潘信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