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资本家，分别资产阶级的中、左、右派。作者对这些民族资本家的成功塑造，为后来者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人物画廊。

    与被塑造得生动活现的资本家相比，作品中的党员干部的形象，学界普遍认为塑造得不成功，刻画得简单乏力，人物语言也缺乏个性。一般的论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作者对于政府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不如对于资本家那样熟悉。但这种推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作者长期在统战和文化部门工作，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另外，他作为《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员，一直在从事着基层的采访工作，对工人和群众的生活应当是比较熟悉的。因此，这显然不是理由。究其原因，有论者认为：“叙述人讲述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基本上采用的是意识形态的眼光。由于意识形态的眼光处处要对情节和人物进行政治训诫的宣传、引导和提升，因而，经过意识形态眼光过滤后的工人生活是由阶级、压迫、斗争、反抗这些关键词组成的。日常生活的琐碎、人物情感的波动等等与政治训诫无关的因素均被排斥在文本之外”，“意识形态眼光观照下的故事简单而且具有模式化，叙事节奏缺乏变化，色调单一而且纯粹”，“叙述人讲述资本家的生产经营和日常活动基本上采用的是生活化的眼光，生活化的眼光不承担意识形态训导功能……没有固定的框架，叙事节奏富于变化，色彩多元而且斑驳”［郭冰茹《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岳麓书社，2007］。这，便是作品写资本家的部分比写工人的部分生动形象的原因。

    《上海的早晨》出版时，虽然也产生过轰动效应，许多刊物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评论该作品，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曾关注过这部作品：陈毅副总理在外交部党委会上推荐这部小说，周恩来总理当时也关怀过这部长篇小说，询问全书的写作计划，鼓励作者早日写出。［宋文耀《从夜影到曙光——〈子夜〉与〈上海的早晨〉比较》，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但是，和那些塑造了高大、光辉、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有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的宏大叙事作品相比，批评家对它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新时期以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是有高有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教材，许多也没有将其作为重点文本进行分析介绍。评论家们只有在论及城市文学时，才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部题材（城市题材）和成就（以传神地塑造了资本家的形象而大获成功）都颇为独特的作品。

    和许多“红色经典”作品及作者一样，《上海的早晨》和周而复在“文革”期间横遭厄运：小说在第一、二部出版后，曾经被批判为站在“右倾”立场上，“为资本家唱赞歌”；文化大革命伊始，当时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的作者，又首当其冲，被戴上了“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而《上海的早晨》，也被当成了大毒草。1968年，《文汇报》公开点名批判《上海的早晨》，作者本人也被隔离审查。1969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丁学雷的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并列举了三大罪状：宣扬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丑化工人阶级，就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颠倒历史，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作者因此失去了自由，被劳改和专政达七年之久。一直到文革结束，周而复才重获自由，提起笔来继续《上海的早晨》未完成的创作。

    新时期以后，评论者们对《上海的早晨》的分析和研究更为全面、深刻和多元化：有的论者从该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角度，探讨其写作技巧，如张舟子的《背倚传统：〈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形象的塑造》；有的论者从经济文化的视角将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