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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百合花》
    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茹志鹃

    原发刊物:《延河》

    发表时间:1958年第3期

    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刊发之后,《百合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尤其是茅盾和侯金镜等批评权威的高度评价,不仅给这篇佳作带来极大的声誉,而且也使它避免了可能遭遇的严重误读和猛烈批判。茅盾以激赏的语气肯定了茹志鹃这篇小说“清新、俊逸”的风格以及细节描写的成熟技巧(《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侯金镜也准确地指出了它的整体特点:“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侯金镜文学评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同前)

    从文学谱系上看,茹志鹃的作品虽然大都是按照“苏联文学”的模式写出来的,但是,独树一帜的《百合花》却承接了另外一种文学传统,即的传统。这其实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因为,是茹志鹃读得最早最多,也是与她的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作品。《她从那条路上来》是茹志鹃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一部自传色彩最浓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那个名叫也宝的小女孩“从刘先生那里借到了一部,一有空就看得如醉如痴”(《她从那条路上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事实上,茹志鹃自己就是这样读的。她说“像我看过九遍,里边的诗词一类的东西都背过。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我喜欢,多读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冬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开卷》1979年第7期)。她写过一篇题为《紫阳山下读“红楼”》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那个时候,在紫阳山下,‘红楼’真像一股清泉,滋润过我,支持过我,使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鼓足了勇气。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对那种半饥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记忆,连同那个光秃秃的紫阳山在内。”(《中国青年报》1980年4月1日)其实,对茹志鹃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影响的结果。虽然,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正像茹志鹃在一篇《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连都带上了‘黄色’的帽子,我这一点点小不点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但是,茹志鹃还是利用女性特有的感受能力,凭着她的不俗的才华,从里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百合花》作品,光荣地归入了的精神谱系。

    从风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尽管通体弥散着浓浓的诗意,但是,它却清纯自然,不事雕琢,体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朴实与优雅。联想到它所产生的1958年,联想到那个时代喧闹、夸张、浮薄的风气,它所表现出的克制和平静,实在是难能可贵。

    那么,从艺术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而是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聂华苓在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时候说:“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谈〈剪辑错了的故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事实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鹃就已经开始这样写了,而且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叙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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