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顽主》
家属照顾瘫痪老太太的情节,而正是这次唯一的指向现实难题、无法用调侃与劝慰化解的任务,让三t公司陷入了彻底的困境,不得不停业整顿,但片尾三t公司门前排起的长龙,又隐喻着王朔作品本身的功能与意义——米家山在影片公映后说:“电影有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宣泄功能。进了电影院,观众很多牢骚和不满都宣泄掉了,主人公在骂人好象他也骂了一通,哈哈大笑出了气,出了影院,高高兴兴不气了。从这一点来说,实际上是在帮忙。”王朔笔下的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
陈思和认为的意义相当难以把握,“王朔在这部作品试图解释颓废的人生态度在社会上可能会产生的正面意义,但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中于观父亲与于观的冲突很有意味,面对父亲“革命理想”、“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之类的正面训谕,于观坚持“我不就庸俗点吗”即世俗理想的合法性,他并不正面对抗父亲的信念与教条,只是指出父亲如今也是整天打打麻将享着清福,“好吃懒做”,并用“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你让你培养的革命后代”来反抗传统伦理赋予父亲的话语权。于观在此其实是在革命道德话语与传统伦理话语之间做出偷换,寻找一切有利的论述来拒绝主流价值的规训。这是一种看着痛快、却完全无效的反抗,因此结局必然是不了了之的和稀泥:
父:“看来你是不打算和我坦率交换思想了。”
子:“我给您做顿饭吧,我最近学了几手西餐。”
对此陈思和指出“历史的反讽是王朔小说的基本心态,但王朔所表现的一代人年纪毕竟太轻,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遥远的一个神话。他们无法体验传统所含的内容,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为宣传这些传统而编造的文学作品——诸如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以及一些革命回忆录。因此,他们的知识面非常狭窄,思想也相当肤浅。在王朔笔下的那些人中,他们的历史反讽往往仅体现在对他们所接受的文学传统的嘲弄,把它当作一种语言的玩具来使用。”(《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总之,顽主们缺乏精神资源来与主流价值对抗,这也是他们选择躲避姿态的重要原因。
也因此,有论者从王朔小说里“感到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怨恨情绪,他的人物随时准备宣泄这种怨恨。在他的人物对中心文化的表层的拒斥之下,包含着一种常常被掩盖着的深层心理,这就是觊觎。戏仿手法(借模仿来嘲笑对象)在王朔那里的深层的实质性含义恰恰是戏仿的颠倒:借嘲笑(拒斥)来模仿(觊觎)对象。因此,戏仿手法既是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掩盖的策略”(语冰《王朔、亚文化及其他》,《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6期)。这种情绪可以在王朔一番半真半假的自白得到印证:“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顽主们对主流价值的仇视与鄙夷是真实的,这种仇视与鄙夷,与其说是价值观差异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出自“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激。里唯独将“作家”、“德育教授”作为整体置于被嘲笑、被揭穿的处境,看似主人公们对他们毫不在意、视若无睹,但其实,唯一触动他们极大愤怒(这在一群以帮助别人为旨趣的人物身上相当突兀)的,只有这个不断指责他们“空虚”、“不上进”的德育教授。在赵尧舜又一次“骚扰”他们之后,顽主们的愤怒爆发了:
“我想打人,我他妈真想打人。”赵尧舜退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