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h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h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h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h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搞定了这一堆银行，还剩下一个农民银行，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掌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准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银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准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银行配合办理，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根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