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银行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入。全国禁烟局每年收入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银行的业务性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革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银行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推动政府进一步操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去财政部长后继续保留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日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商业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工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亲属的私人投资，最终控制了数量庞大的企业。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身边的人”。中央银行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中央银行股票从来没有向“私人”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央银行体系掌握着保险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掌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乱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