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绕迂回之路，使敌方无法测出意图。

    《孙子》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说到底，切不能千篇一律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梳理出“共性”，把握住“个性”。

    对贪利之敌“利而诱之”；对骄兵纵肆者则卑词示弱，让它松懈斗志而上当；若敌我悬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也就是处劣势时，取防御，兵力占优势，可用进攻。

    就是处优势时，也有区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

    对特殊情况，“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

    这就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这里仅以火攻为例，《孙子》的火攻就有五种：一是火烧营寨；二是火烧积聚；三是火烧辎重；西是火烧仓库；五是火烧粮道。

    实施火攻必须有条件，火攻器材必须经常准备着。

    不必赘述，仅此一例，我们即不难看出《孙子》军事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无不包含着灵性，而其灵活应用之普遍，从理论上得力于辩证法。

    从先秦诸子到后世百家，从源流上说，中国之辩证法来自于兵家，从而具有不同于概念辩证法的特征：能首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抓住事物的关键——二分法；高度的理性态度。

    请读《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准确地说，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等具体氛围下，才有可能体现这种高度冷静的理性态度，因为任何喜怒哀乐的干扰，迷信观念的束缚，都可以导致亡国灭族。

    这务必要求，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变化和“天意”来替代和冲淡理性的谋划、判断。

    正因如此，古代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不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