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请助产士或者接生婆都找不到。我就到前堂或者厨房去找仆人，那儿却有些犹太人、小铺老板、放高利贷的，在等他回家来。那时候我的头都晕了。……他不爱我，就是没有说出口。现在呢，我看开了，心头也轻松了，而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心里可真难过，可真难过，哎，难过得要命，我的亲人！有一 回 ，那还是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在花园里碰见他跟一个女人在一块儿，我就走开了，……我胡乱走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了。我跪下去，说：”圣母啊！‘四下里一片夜色，月光明亮。……“她累了，喘起来，后来她歇了一忽儿，拉住她弟弟的手，用衰弱而低哑的声音接着说：”你，阿辽沙，心肠多么好。……你多么聪明。……你成了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夜半，拉普捷夫向她道了晚安，出去的时候随手带走了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忘在这儿的那把阳伞。虽然时间已经很晚，可是有些男仆和女仆还在饭厅里喝茶。多么杂乱无章 ！

    孩子们没有睡觉，也待在饭厅里。他们小声说话，压低嗓音，没有留意灯在暗下来，很快就要熄掉了。所有这些大人和孩子都给一连串不吉利的兆头搅得心神不宁，情绪郁闷：前厅里的镜子打碎了，茶炊每天都呜呜地叫，而且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就连现在也在呜呜地叫；据说尼娜·费多罗芙娜穿衣服的时候，从她的鞋里跳出一只老鼠来。所有这些兆头的可怕含义孩子们都懂得；大女儿萨霞，这个精瘦的黑发姑娘，坐在桌旁一动也不动，她脸上现出惊恐哀伤的神情，小女儿丽达才七岁，是个胖胖的金发姑娘，这时候站在她姐姐身旁，皱起眉头瞧着灯光。

    拉普捷夫走下楼到自己的房间去，楼下的几个房间天花板挺低，经常弥漫着天竺葵的气味，令人感到窒闷。尼娜·费多罗芙娜的丈夫巴纳乌罗夫坐在客厅里，正在看报。拉普捷夫对他点点头，在他的对面坐下。两个人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常常照这样沉默地度过整个傍晚，这种沉默并不使他们感到别扭。

    两个小姑娘从楼上下来道晚安。巴纳乌罗夫沉默着，不慌不忙地在她们两人胸前画好几次十字，让她们吻他的手。她们行完屈膝礼，走到拉普捷夫跟前，他也得给她们画十字，让她们吻手。这一套吻手和屈膝礼的仪式每天晚上都要重演一 遍。

    等到姑娘们走出去，巴纳乌罗夫就把报纸放在一旁，说：“在我们这个受上帝保佑的城里，乏味得很！老实说，我亲爱的，”他叹口气，补充了一句，“我很高兴：您总算给自己找着一种消遣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拉普捷夫问道。

    “刚才我看见您从医师别拉文的家里出来。我想，您总不是为了那位爸爸才去的吧。”

    “当然，”拉普捷夫说，脸红了。

    “嗯，当然。顺便说一句，象这位爸爸那样的老畜生，您就是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简直不能想象，他是个多么卑鄙、无能、蠢笨的畜生！你们京城里的人至今还是只从抒情的一面，只从所谓的风景和苦命人安东③的一面对外省发生兴趣，可是我向您发誓，我的朋友，这儿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抒情诗，只有野蛮、卑鄙、下流，如此而已。您就拿此地那些献身于科学的人，此地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说吧。您想一想，此地的城里有二十八个医师，他们都给自己挣下家业，住在自己的房屋里，而当地的居民却跟从前一 样，处在最无依无靠、缺医少药的状态之中。比方说，尼娜需要动一次手术，其实是平常的手术，可是为这种手术就不得不从莫斯科请一个外科医师来，这儿没有一个医师能承担这种手术。这是您再也想象不到的。他们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比方说，您去问他们：什么叫做癌？这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产生的？问了也是白搭。”